宜誠鼎峰社區

      自從一個多月前台灣高等法院爆發法官集體貪汙事件，雖然更換新的司法首長，但社會上普遍瀰漫對司法不信任的氛圍。近日梁柏薰爆料北海宴、李文忠誹謗重判案、性侵六歲女童輕判案等，法院幾乎成為媒體圍剿的對象。

    　其實解嚴後的一系列司法改革，到三年前台北地檢署陳瑞仁檢察官起訴第一夫人吳淑珍女士，及最近高等行政法院就中科三期、四期，做出停工的裁決，這些起訴或判決在十年前幾乎不敢想像，甚至在數千年來的華人歷史中特別光彩耀眼，誰也不能否定司法的進步。

      自己參與若干國家政策的研擬及討論，難免都會有些挫折。有些時候，政府需要遊說新觀念，但是總會碰到一些腦袋控固力的人；有些時候，觀念與政策都溝通順暢，惟偏偏主事者抓不到執行重點，讓人覺得事倍功半。

    　但是一般而言，這些挫折只會使我減少推動事務的衝勁，卻少有情緒上的傷感。政策推不順，唯一會讓我感到痛到心裡的，就是教育改革。看到年輕孩子一代一代在壓抑與扭曲的環境下受教，看到政策完全沒有方向感地變來變去卻使孩子們增加痛苦，我總有一種錐心刺骨的不忍。

二○一○年八月十六日，美國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年度報告出爐，這份國會授權進行的報告，被普遍認為是觀察美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良好指標，今年的報告有意料中的內容，也有令人意外之處。

其中有關中國戰略和戰術的詳細資訊，大部分都已在往年報告有所著墨，這是意料中的。然而，報告中令人意外的最主要內容是，儘管台海兩岸關係的「正面走勢」（意指台灣和中國在經濟層面上有更緊密關係），但「中國在台灣對岸的軍事部署持續有增無減。」

1978年，孫運璿當行政院長後，跟我提到辦一個兩岸談判的機制， 這件事起源於前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軍的兒子李浩（Victor Li ）跟我之間的聯繫。李浩在美國長大，原本在史丹福大學教法律，跟 美國國務院關係密切，後來轉到國會資助的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 做主任，離職後成了國際大律師。

緩和兩岸衝突

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後，每年夏天召開「國家建設研究會 」。我從1974年開始參加國建會，以不同身分出席過五、六次。國建 會每次都有特定的討論主題，有時候是討論學術問題，有時候則是討 論學制、將許多高中變成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如何提高教員待遇等 等。

當時蔣彥士蒐集了來自海外的建議，配合十大建設，召開了第二屆 國建會。我印象中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國建會，那時候老蔣總統還在， 我見過他。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時，我恰好代表中央研究院到紐約的「 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的總部辦事情。我和陳奇祿站在聯合 國廣場對街，眼看中華民國國旗緩緩降下，心裡確實很難過。我在青 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下長大，看見伴隨自己成長的旗子被降下去，怎 能不感慨。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上的所做所為確實也很糟糕，所 以我心裡實在覺得很悲苦。

70年代留美學生的情緒也受到國際政局的影響，十分激昂。保釣運 動開始的時候，一大批留學生湧向保釣的方向，尤其理工科的學生， 被拉走了三分之二，他們很快反台灣、親大陸。事實上，我不贊成這 件事，我對釣魚台主權歸屬我方一直不覺得有那麼充實的證據。釣魚 台實際上講起來應當屬於琉球的，所以我一直不介入這項議題，尤其 當中共拿它做為統戰工具，我更不贊成了。

有一對孿生兄弟，其中一個非常樂觀，而另一個則非常悲觀。一天，父親買了許多色澤鮮艷的新玩具給悲觀的孩子，另把樂觀的孩子放在一間堆滿馬糞的馬棚裡，他想對兩個孩子做一番性格改造。第二天清晨，父親看到悲觀的孩子正泣不成聲，便問：「為什麼不喜歡那些新玩具呢？」「玩了就會壞。」孩子邊說邊哭。父親嘆了口氣，走進馬棚，他發現那樂觀的孩子正興高采烈地在馬糞裡掏什麼。「告訴你，爸爸，」那孩子得意洋洋地向父親宣稱，「我想馬糞堆裡一定還藏著一匹小馬呢。」又過了一天，父親送給兩個孩子每人半瓶飲料，悲觀的孩子沒喝，因為他看到只剩下半瓶了；樂觀的孩子拿起來高興地說：「太好了！還有半瓶呢！」

行政院主計處日前公布了家庭所得五等分所得比的統計，也就是將台灣最高收入廿％的家庭平均所得，與最低收入廿％的家庭平均所得做比較。二○○九年台灣的五等分所得比是六‧三四倍，十一年前（一九九九年）是五‧五倍，增加幅度不可謂小。

在主計處公布數據之外，也有媒體以財政部財稅中心的資料做計算，將所得分配細分為二十等分，進而計算最高所得五％與最低所得五％的平均所得倍數比。資料顯示，這五％高低所得比從一九九八年的卅二‧七四倍，一路飆升到二○○八年的六十六倍，上升幅度令人怵目驚心。

馬政府喊出黃金十年，並推出綠能產業等十大招商主軸，啟動招商計畫。但令金融業失望的是，在政府首長迄今提及的黃金十年方向中，遍尋不到台灣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的影子。做為金融業主管機關的金管會雖然宣示將配合黃金十年，將金融業資金引導到公共建設，但就一個產業發展而言，需要的不是這種消極的配合，而是更積極的革新政策。

金融改革是持續性工作，隨著不同階段的市場發展需要，改革重點也會不同。如20021年推出258計畫，期望二年內清理金融體系的壞帳，將逾放比率降為5%、資本適足率提高為8%，成就了「一次金改」；接續推出但引發爭議的「二次金改」，則是推動金融機構的大型化及國際競爭力。這幾年，台灣金融業最大的經營困境已轉為兩岸市場管制。因此，馬政府推動兩岸簽訂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打開了大陸市場這扇門，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則幫台資金融業爭取了相對有利的登陸條件，為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立下重要里程碑。如今，在突破兩岸金融市場障礙後，金融業的下一個發展方向，更需要政府籌劃藍圖。

敏感的人可能都會察覺，最近報紙上兩則新聞出現的奇異對照。一則是：少年殺手廖國豪投案時說，「都是台灣教育害了我」；另一則是：台北市擬試辦五歲兒童的資優教育。

同一天的兩則新聞，以強烈的反差洩漏了台灣教育的秘密。這個秘密其實是公開的：在台灣，教育不斷趨向功利主義與工具意義，它的邏輯是優勝劣敗，它的目的只是替社會找出具有競爭力的個體，幫社會的整體競爭力找到動能罷了。

不當父母，不知父母恩；不當祖父母，不能體會老人家帶孫子的辛勞與價值。以前的社會，三代同堂，很多小孩都是祖父母帶大，後來小家庭多了，祖父母的角色與功能並沒有太大改變。

今年春節過後，孫兒十一個月大時，長子媳不放心繼續給保母帶，於是託我們照顧。自此，我們「重做父母」。

主計處上修今年GDP成長率至百分之八點二四，創下二十一年新高，台北市長郝龍斌引爆公務員加薪議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均債台高築的情況下，行政院長吳敦義明白表示，政府不會舉債加薪。對於當前財政困局，一位內政部科長勇敢說出真話，「台灣真正的問題是，永遠課不到有錢人的稅。」這樣的公務員值得鼓勵。

      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後，台灣社會最近最夯的話題是土地使用的爭議問題，特別是工業園區土地的徵收，所引發被徵收土地民眾的抗爭。最令人注目的案例是苗栗竹南大埔地區農地的徵收，依據媒體的報導，具有公權力的縣政府在第一期稻作快要收割時，強力派出推土機將農作推進泥土裏，之後並將可耕作的泥土運走，徹底地摧毀農地原有的功能，使得農地即使再交還農民，農民也無法耕作，藉此逼迫農民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被徵收土地的民眾只能無語問蒼天，有人因而以犧牲尊貴的生命為代價，向執行者表達最嚴重的抗議。

    　同樣地，在彰化二林相思寮的住戶，對政府將其一輩子長期生活的土地劃入中科四期園區，致其必須被迫搬遷到另一個陌生不熟悉的地方居住，也展開激烈的抗爭活動。面對這些社會抗議事件，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些農民或住戶要反對國家的重大經濟政策？一國的經濟發展政策目標一定高過其它的政策目標嗎？經濟發展目標與生活品質難道不能併行不悖嗎？政府對於國土使用是否有一套完整的規劃政策呢？

      紛紛擾擾鬧了三個禮拜之久的補教人生花系列，在相關當事人每日一爆之下，高潮迭起，一時間似乎還收不了場。正當許多人被兩大補教豪門恩怨情仇錄搞得頭昏眼花之際，補教界又爆出一個更嚴重的醜聞：知名的北一補習班作弊竟做到電腦機房，電腦工程師直接竄改考生答案卷，將至少五位考生成績灌分成假榜首，連帶使得十五萬八千多名考生的權益受到影響。

    　高雄檢警日前偵辦四技二專統測貪瀆弊案，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的工程師董尚德，涉嫌收受北一補習班負責人李慶雲廿五萬元賄款，李還允諾代為清償四百萬元債務後，竄改五名同學成績，在灌水一、二百分後，五名平日考試成績僅為中等的考生躍為榜首。此案是不是還有其他考生及人員涉案，司法單位繼續追查中。

      陰曆七月，一下子電視裡的各種節目不免鬼聲啾啾、鬼影幢幢，彷彿沒坐實「鬼月」就不應景似的。因著七月忌諱，百工行業各有迴避，生意不免清淡些。

      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是在網路上閱讀這篇文章，我不應該覺得意外；如果你是在紙版上，一面吃東西一面看報，讀到這篇放在周日論壇版右下方的專欄，讓我欣然向你致意。至於我自己，寫完這篇專欄後，未來一星期，將到一個完全沒有通訊設施和網路的地方。我非常期待重溫「無網」的日子，但也微感不安。

    　兩年前，一位叫做尼克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的美國作者在《大西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稱為〈谷歌使我們變笨了嗎？〉（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引發了諸多回響。卡爾進而把他的概念，擴大成為一本新書《膚淺》（The Shallow）。

擔任黨主席以來，蔡英文便致力於改善並提升民進黨形象。她的努力卻往往招來黨內或黨外的非議。有許多問題也許不是以黨魁之尊就可解決，建黨以來的一些特定議題，其實是結構性的思維所致。蔡英文在面對台灣社會時，恐怕也有必要回顧黨內的結構性問題。

蔡英文是第一位沒有美麗島事件包袱的黨主席，按理無需揹負沉重的受難意識。構思將近半年的「十年政綱」，預計在今年黨慶正式提出。這份政綱幾乎已被視同民進黨再出發的宣言，但有些思考與措詞卻提早遭到批評。政綱的第一章優先提出族群議題，本來是要表達對台灣多元族群的開放態度，在初步發表後卻引起強烈反彈。問題究竟出在那裏？民進黨必須嚴肅看待。

尚高居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日本，沉淪於兩個「失落的十年」之中似仍難以自拔。儘管造成此種厄運的原因言人人殊，但日本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即使不是罪魁禍首，也是重要的幫兇。台灣近十年來的總生育率尚較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略高，如今竟忽然即降至全球最低的零點九四人，其向下直墜的速度連日本都要瞠乎其後；倘果真如此，台灣不但恐將步上日本的後塵，且可能「後來居上」。

總生育率快速滑落，首先將顯示在年富力強的青壯勞動力會相對減少。支撐一國經濟的最主要力量，就是高生產力的勞動人口，一旦勞動主力萎縮，經濟成長當然亦不易提振，整個社會被迫面對「失落的年代」，乃是指顧間事。

進入五都選舉最後百日，朝野政黨的神經愈繃愈緊；平常備受冷落的選民，終於時來運轉、身價看俏，只要獅子大開口，喊得出理由，不但執政黨立刻遵辦，在野黨也不敢杯葛。於是，各地紛紛傳出種種坐地喊價的行動，讓朝野政黨應接不暇。

邇來最響亮不過的理由，就是所得分配創下歷來最嚴重的不均程度。主計處最近公布，以平均所得最高的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相比，家庭收入相差8.22倍，不僅創下歷年新高，而且比1980年的4.17倍幾乎翻了一番；即使加計各種社會福利支出，仍高達6.34倍。與此同時，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會達到8.24%，創21年來新高，顯示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並非大眾所共享，成了少數幸運兒的禁臠。這對大多數選民而言，當然期期以為不可。因此，儘快改善所得分配乃成為選民的共同心聲，若政府無所回應，百日後的選舉可就要得到教訓。吳內閣不敢輕忽，立刻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研究。

最近有兩件誹謗官司，因涉及名人而引起注目。一是前任檢察總長陳聰明控告李濤和邱毅，法官以「公共事務可受公評」而判被告無罪確定。另一則是前立委李文忠的選舉誹謗官司，遭判刑八月確定，創下此類官司必須入獄的罕見例子。

兩件案子內容不同，本來不易比較。李文忠質疑二審法官和他過去曾有恩怨，而向來的選舉誹謗官司多易科罰金或緩刑，這次判刑八個月雖合於法定刑度，還是引起關注。老實說，選舉期間候選人相互「誹謗」，可謂司空見慣，但這次李文忠案凸顯出，選罷法的選舉誹謗罪刑度，竟比一般的刑法誹謗罪和加重誹謗罪重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