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後，每年夏天召開「國家建設研究會 」。我從1974年開始參加國建會，以不同身分出席過五、六次。國建 會每次都有特定的討論主題，有時候是討論學術問題，有時候則是討 論學制、將許多高中變成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如何提高教員待遇等 等。

當時蔣彥士蒐集了來自海外的建議，配合十大建設，召開了第二屆 國建會。我印象中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國建會，那時候老蔣總統還在， 我見過他。

發展技職教育

從1972年到1978年這幾年間，有許多台灣要員到美國訪問，如李國 鼎、蔣彥士、孫運璿都來了，這些人差不多每年跑一趟。蔣彥士代表 教育部、外交部，李國鼎則代表財政部、經建會。匹茲堡本來不在站 上，但他們常常在匹茲堡停留，所以我跟他們兩人有相當深入的個別 談話，每次在旅館談，都可以談上兩、三個鐘點，蔣彥士還會跑到我 家來聊天。那時候蕭萬長還是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組長，跟在李國鼎身 邊辦事。

那段時間誠心誠意幫中華民國的人太少了，所以我這種人讓他們心 裡感覺非常溫暖，認為「這個人在我們最倒楣的時候，還跟我們一起 。」我記得我跟蔣彥士講了兩樁事情，一樁是教育方面，準備經濟建 設一定要將六成高中轉化成專科和職校，因為國家建設不能沒有熟練 的技工，德國建國成功靠的是工人，德國的工匠制度是工業成功最重 要的因素，日本這方面也模仿德國。蔣彥士當教育部長時就遵照這個 辦法，六比四的比例，我相信這對國家建設確實很有貢獻。

我感覺，在那種很誠懇、很親密的談話中提出的建議，他們聽得進 去；要是平常寫在報紙上，沒人會睬的！那時，我也向蔣彥士介紹美 國的工程師執照制度。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二戰未開始之前 ，美國大學發出大量的工程師執照，這工程師不是工廠裡的工程師， 但工廠裡的工程師要拿這個執照。這個學位不是學校的學位，而是實 用的學位，比學士學位難拿，也要修一定學分的課。

我跟蔣彥士說，這是從德國抄過來的制度，美國在一戰跟二戰之間 ，靠這批人提升了美國的工業，在本來就有的技工制度、學徒制度以 外，加上這個東西，大量訓練各種高低級工業人才。同時，還在工會 裡加設學徒制，跟著師傅、工匠學習，然後由工會發給許可證，不是 國家發的，所以從那時候開始變成父子相承，父親訓練兒子，或者易 子而教，把自己的兒子交給朋友訓練。水電工、水工、電工、煤氣工 、建築工，都有這個制度，在台灣叫黑手師傅，就是這麼來的。所以 我們不必照他們的學徒制辦，好好搞個職業學校也一樣。

蔣彥士保黨外

我跟蔣彥士講的這些環節，他確實肯聽，而且後來都實行了。但是 十幾年前開始，教育部卻將所有的五專和學院都變成大學，許多學校 變成一般性的高中，拐了大彎，從頭錯到底，今天還繼續錯下去。

蔣彥士為人隨和。他確實存心做好人，這一點絕對是他的好處。當 年黨外人士被他保出來的太多了，海外人士回來，入不了境，他就到 警備總司令部溝通，讓他們回來，他做這些事情也是經過蔣經國同意 的。沈君山幫他做過這些事，君山也是心胸非常寬大。

另外一件事情，過去台大、中央研究院派我出去，那時候真可憐， 只有200美金的雜支費，根本不夠用。還好機票買的是經濟艙，人不 太多，一個人可以睡三個位子，還滿舒服的。我看過苦哈哈的基層外 交官，還得到餐廳打工維持家計，真是可憐。我跟蔣彥士說這樣不行 ，辦外交不能這麼辦，待遇上至少要能夠讓他們跟人家吃頓飯，到酒 吧喝杯酒，穿出去的衣服要夠得上「稱頭」。不必跟美國外交官相等 ，但至少相當於歐洲中等國家的待遇。後來他當外交部長時，這一點 也實現了，他調整外交人員待遇，這是很大很大的轉變。

李國鼎的做事風格不一樣，總是前呼後擁，一大堆人跟著他跑，他 是個用心之人，不是單單跟人談話、蒐集資料而已，他帶那一大堆人 出去，也不是真的為了前呼後擁，他隨時指定這個或哪個人到哪裡看 什麼，例如到匹茲堡就看煤礦、看鋼鐵廠，或者看果汁廠、番茄汁廠 、鋁廠，看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的原能廠，到處觀摩。

對台不離不棄

當時匹茲堡有一位黃主教，在中國是路德會的區主教，到了美國雖 然沒有教區，我們還是稱他主教。他人滿好的，買了一塊地，造了一 個中國式的庭園，自己蓋了小寶塔。李國鼎先生每次都會去拜訪黃主 教，其餘的時間就是找我和周舜莘談談天。周舜莘是我的同事，匹大 的經濟學教授，過去在上海待過美援會，到台灣後曾在中央銀行的研 究處工作，後來很快就離開，到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學位， 然後在匹茲堡教書。

李國鼎先生通常找我跟舜莘兩人一起，或者一前一後個別談話。他 把自己的構想告訴我，我也將我的想法回應給他。他和蔣彥士兩個人 對國家建設確實十分專注、投入，有他們的見解，這種官員實在不多 見。

後來因為他們的關係，我回台灣以後，孫運璿也跟我相當熟，每回 國建會都會個別跟我談話。有時候蔣經國也透過孫運璿，要我跟他談 談。

還有，我每次回到台灣，嚴家淦先生一定會找我談話。嚴先生的女 婿是冷紹烇，四川人，老冷歲數比我大，跟我也有相當的私交，所以 我回來，老冷、孫運璿都會跟嚴老總說。嚴老總有段時候住在自由之 家旁邊的小木屋，我們經常在那兒聊天。

當時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素質確實很高。那時候我才40出頭，這也 是一個特殊機緣，讓我能夠和他們有很深入的談話，因為他們曉得我 在舉世皆棄台灣的時候，不肯走開。

我跟他們談話的時候，還找機會為我的師長辯護一番，我說：「你 們不要誤解李濟之、王雪艇，更不要以為錢思亮是怎麼樣，許多指控 都是羅織出來的罪名。」

參加國建會大體上都是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會場上不會談得很深入 ，但《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的記者都相當了解我在會裡、 會外的情形，只是不方便報導。（待續）

2010.08.28 旺報 / 許倬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