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現代人很注重身體健康，不少人會定期到醫院做健康檢查，掌握自己的身體狀況。許多醫療院所安排的各類健檢項目中，有幾項會需要短暫停止呼吸的配合。這時，醫護人員都會耐心的指引─「吸氣~吐氣~吸氣~停止呼吸……」，檢查完後，再給予溫暖的關懷問候。呼吸是自然而然的律動，以意念來刻意控制，常有特別的意義，觸發我聯想起很多事情。
    　「呼吸」是生命的象徵，藉由吸進氧氣，吐出二氧化碳，進行身體的新陳代謝，維持生命。從一個人的呼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身體狀態及情緒起伏。而對於一個藝術工作者，「呼吸」更有著維持生命以外的功能和重要性。尤其，在管樂的吹奏或歌唱上，「呼吸」直接影響樂器的演奏、音樂的流暢度和情感的表達。
    　音樂家藉由練習長音來培養「氣」的長度，加上腹部、口、鼻的配合，訓練穩定「氣」的力度、平均度和音色。通常，演奏樂曲的一個段落，一口氣撐個十幾二十秒是常有的事，甚至，三十秒、五十秒、一分鐘都有可能。

      台灣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戶數倍增，但是，並未列為「低收入戶」的實際貧窮人口數，政府部門並無嚴謹統計，唯有在社會悲劇發生時，才顯露冰山一角。
    　最近，發生在嘉義縣的黃小妹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住家離學校遙遠的黃小妹，每日依靠腳踏車上學，這輛車遭竊。父親不捨她遙迢往返，竟然去偷車給女兒，結果遭失主逮著、人贓俱獲，父女倆人被送至派出所。
    　這件竊案，就如義大利導演維多.里歐所拍攝的經典電影《單車失竊記》，差別是，電影背景是描述二次戰後的工人，為生活所迫行竊。如今，堪稱富裕社會的台灣也有相似情景。一者虛擬、一者為真，同樣折射出社會底層的一面。

連先生的幕僚並未參與規畫興票案。我個人事先也未曾被告知興票 案，競選幕僚還曾針對此事之突然發生，開會研議連陣營的反應策略 。
《連戰風雲》與《台灣的主張》兩者在許多國政的看法上有思想上 的差異，因此引起李先生的不悅。我們推測其中關鍵可能是兩岸關係 的主張、立場有所不同。蘇志誠主任曾告訴我，李先生將《連戰風雲 》一書帶回家閱讀，看了一天一夜，非常不滿意，並建議將印製的書 購回，不再發行。但是我們並未採取這個建議。從這時候開始，媒體 開始關注起李連關係的變化；對手民進黨也不斷在這議題大作文章； 再加上李宋心結，使得整場選戰最終在「棄保效應」下，出現了大逆 轉。這一連串事件，的確是我們當初始料未及。
連宋配 終未成局
李、宋二人在大選期間關係改變的報導很多，但是在競選過程中， 本黨各階層「連宋配」的呼聲不斷，事實上，也曾經有過促成的機會 。我個人一直努力促成連宋配，因為許多民調與意見都告訴我們，黨 一分裂，這場仗就很難打。話雖如此，「連宋配」最後還是破局。我 認為可以歸納成三個原因：

連先生當時是副總統，在有限的時間內，要走完台灣三百零九個鄉 鎮，拜訪黨代表及地方人士，並與熱情的民眾合影、握手，品嘗地方 小吃。有時候一天下來，一下子是枇杷，一下子是熱湯、冰淇淋，這 種密集式的拜訪已經讓隨行的人員大呼吃不消，但是都沒看到連先生 不耐的神情。
選民永遠是主人，耐心與努力是致勝的關鍵。然而，這些辛苦是有 代價的。民國88年8月21日，國民黨舉行提名第十任總統候選人的黨 內投票，2180位的黨代表中，共有2071位參與投票，連先生總共獲得 1995票，得票率高達百分之96.3，連先生正式成為國民黨二千年大選 總統候選人。過去連先生尚未得到黨的提名，因此選戰事宜多半低調 進行。在十五全二次會之後，整個選戰的腳步也緊鑼密鼓地展開。
四、策畫選戰主軸
我們一直不希望選舉只流於口水戰、抹黑攻擊或是作秀，應該拿出 牛肉讓選民作選擇。因此邀集專家、學者、黨內重要人士，歷經多次 密集的討論與研商，最後將選戰的主軸定調為「台灣升級（第三波改 革）」。我們共同完成一套完整的政見白皮書，這也就是前面曾經提 及的，在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連先生所提出強而有力的主張與改革 的論說依據。

我的一位朋友開了一家心理診所。有一次一個老婦人坐到了他的面前，“我很煩，”她說，“年輕的時候為了兒子，我吃盡了苦頭，兒子結婚了，以為自己能夠輕鬆些，但誰知道我那兒媳婦整天和我作對，兒子也不聽我的話，老是讓我嘔氣。”接著，那個老婦人喋喋不休地對心理醫生講起了瑣碎的家事，其實那些事情太平常了，每個人家都會遇到。我的朋友一言不發，面帶微笑，靜靜地聽著她的條理不清的敘說。最後，老婦人終於長吁了一口氣，滿足地站了起來，“你真是一位好醫生，經過你的一番開導，我感到好多了。”事實上我的朋友根本沒有說一句話，因為他知道，老婦人需要的並不是治療，她只是想找一個人盡情地傾訴心裡的煩惱。
其實大多數人在某些階段都有這種渴望傾訴的慾望。美國內戰時期，林肯總統曾寫信給他的一位鄉下的老鄰居，請他到華盛頓來，說，有些問題要和他討論。這位老鄰居來到了白宮，林肯同他談了關於宣言釋放黑奴的適當與否。幾個小時後，林肯與他的老朋友握手道別，竟然並沒有徵詢他的任何意見。“談話之後他似稍感安適”，那位老朋友說。林肯並沒有要建議，他只是要一位友善的、同情的傾聽者，這樣他可以沒有任何壓力地發洩心中的苦悶。
不只是身陷苦惱的老婦人和林肯總統，就是那些身處順境的人也需要安靜的傾聽者。
我的一位記者朋友就曾對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有位當紅的電影明星，據說很難接近，對意欲採訪她的記者從不配合。但有一天我的這位朋友還是和她坐到了一起，在一家僻靜的咖啡館裡，兩人聊了整整半天。“沒有什麼秘訣，”我的朋友說，“我只是把她當作一位知心的朋友，聽她講她所願意講的瑣事，並且不輕易打斷她的話題。”
事業有成的人所遭遇的壓力大小往往和他們的成績成正比，而且這種壓力在更多的情況下並不能隨意表露出來。我們羨慕他們的成就，但忽略了他們內心的煩躁。對於他們來說，真誠的傾聽者遠比掌聲和鮮花要重要得多。
以一個傾聽者的姿勢和別人交流，這是博得別人好感甚至尊重的一個極好的辦法。我喜歡並且願意做安靜的傾聽者，不張揚、不喧囂、善解人意、懂得關心和體諒別人。在當下的生活狀態中，持有這種品格，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情。

      在那個令我窒悶沮喪的封閉世界裡，竟然可以有這樣一個睿智而不屈的靈魂，像是為我指點一扇可能打開的窗戶的方位。他指點的手很快就垂下了，但我終於朝著那個方位摸索前去……
    　回到台北那天，節氣正值「大暑」，一個遠方小小的颱風卻為台北帶來些許微風細雨。得知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已整頓成紀念館開放，使我對台北的人文深度又多了一份讚歎。於是我在微雨中撐傘走向久違的溫州街。
    　溫州街的巷弄總是那樣寧謐，低低的日式房子，歲月悠長而安詳──那是四十年前的記憶中的溫州街。那樣的記憶給了我一份錯覺，竟以為這條街、這些巷弄，會是地久天長的，無論我離開多久走的多遠，別處會變但這裡不會變。而今溫州街還在那裡，夏天日午巷子裡的行人稀少，但停滿的車輛使得那份悠然不見了。近旁許多樓房取代了優雅的平房，劫餘的陳舊的平房似乎退縮進了爬滿藤蔓的牆裡，暗淡而不起眼，彷彿先一步走進了歷史。
    　走在18巷時更是沒有甚麼人蹤，也沒有走動的車輛，給了我一些從容的心情轉進16弄──曾經是感覺上很長的巷弄，弄底就是殷先生的家。大門竟然是半開的，有人在家嗎？我的心忽然跳快了幾下。當年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踏進那扇大門的？那像是前世的記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