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傳出一位台灣雇主逼迫信奉回教的外勞吃豬肉，還以強硬的態度威脅說，不吃就扣薪水。包括美聯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英國《每日郵報》、印度雅虎、菲律賓ABS-CBN電視台、印尼《雅加達郵報》、新加坡《海峽時報》及《印度時報》等多國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甚至引起印尼官方譴責，對台灣的國際形象，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日前立法院內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中，教育部長吳清基於答覆立委詢問有關陸生來台結婚該如何處理時表示，如果陸生來台結婚，那就是與先前申請來台的目的不符，會要求陸生返回大陸。事後吳清基說明，陸生若在與台灣人結婚後，改以陸配依親身分來台，要繼續讀書時，就必須與本地生一樣經過大學入學指定考試，才能繼續升學，無法延續之前以陸生來台申請的學籍。陸生議題敏感而受人關注，身為教育部長的吳清基儘管有此澄清，然率爾以「遣返」作答，終究相當不妥也不智，同樣有損台灣的形象。
自從民國70年代開始，政府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變化，開始推動「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政策，陸續展開一連串市場開放的措施。該政策經過將近30年執行之後，究竟對台灣產生那些正負面影響，應該是需要全面加以檢視了。唯有總結經驗、鑒往知來，才能避免重蹈覆轍，為經濟發展增添效益。
回顧台灣產業過去發展歷史，緣於種種原因，新廠商進入市場的機會常受到公權力的約制，不是形成少數特權廠商的壟斷把持，就是市場由於欠缺充分的廠商家數，無法形成有效競爭，消費者的權益經常受到高度的忽視。
今年4月27日，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說要「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
胡總書記這句話，經過大陸傳媒報導，引起很多討論。為實現「體面勞動」，各地也紛紛開始調漲最低工資。「體面勞動」（decent work），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是指「在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並有社會安全保障的具有生產收益的工作。」
兩岸擴大交流後，許多中國大陸的高層官員及省市首長來台訪問；例如，前天山東省副省長才利民開「南進北出」的首例，近日福建省長黃小晶在台南與當地民眾吃蝦捲，及日前上海市長韓正稱許台北捷運，皆令人留下印象。
總的來說，這些來訪人物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大陸的官員與以前不一樣了……。」非但已經不是戴八路帽的「匪幹」，而且在整體上顯現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殊規格：年歲相對比較輕，學歷愈來愈高，不少海歸派，甚至儀表及談吐皆顯示經過挑選。這些政府官員是中共政權的脊柱，若能對他們的晉身階梯作些瞭解，也是知己知彼的重要功課。
如果有一天，你心血來潮，把近年來所買的東西和器物一一羅列出來，檢查一遍。你可以發現：每一件商品背後，總隱身著一個故事，訴說著當初你會買下它的關鍵；而商品與商品之間，也就是這一個故事與那一個故事之間，也總存在著藕斷絲連、若有若無的意義牽連。
舉例來說：近年來，我們家大小四口買了不少無印良品的文具，尤其是那半透明筆身的細字鋼珠筆，各種顏色加起來有一百五、六十支之譜；兩個小孩喜歡運動，買的運動鞋和排汗運動衣不計其數，但他們都只選Nike，倒是兩老買了不少雙New Balance；現代家庭中三C產品繁多，吾家也不例外：手機、數位相機、iPod、筆記型電腦、PS3和Wii，其中，Sony、Canon與Apple占絕大宗。
因為某位僱主逼迫印傭吃豬肉，嚴重違反了回教戒律，導致台灣遭到國際媒體撻伐，國內長期關注外籍勞工權益的組織也對此提出嚴正呼籲，希望政府應正視社會長期存在剝削外勞人權的問題。同時間，監察院對國防部「速審速決」民國八十五年間小兵江國慶涉嫌姦殺女童案做出糾正，認為本案疑點重重，且有不當偵訊、刑求及刻意忽略新證據之事實，要求提出非常上訴。新聞一出，輿論譁然，支持廢除死刑者立即強調，終止死刑才是避免司法誤殺遺憾的良方。
誠然，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很多歧視、苛對外籍勞工（特別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現象，從政府到一般民眾，都必須責無旁貸地盡全力去消弭那些負面的行徑；但這並不表示台灣人都像那位逼外傭吃豬肉的僱主般差勁，也有不少待外勞如家人的「頭家」，筆者一位朋友即是如此。全家出國旅行絕對少不了家裡的菲傭，同桌吃飯、住同等級旅館，甚至還出錢幫她安葬因病去世的家鄉親人。前年筆者也認識一位來台工作的越勞，他說自己曾在很多地方打工，對他最好的，就是台灣的僱主，所以三年工作期滿，他非常不捨得離開。
最近有機會跟中國友人探討中國人為什麼不排隊的問題，得到的答案竟是「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不能乾等，搶不到就餓肚子，所以做什麼都要爭、要搶。」心想，日本的教育正好相反，從小就被教育要禮讓，要為其他人著想，不能給別人添麻煩，難怪日本人到了中國就變得一點「競爭力」也沒有。
去年參加日本旅遊團搭電車遊大陸東北三省，每次下車出站時導遊就找不到團員，只見日本團員被淹沒在推擠的人潮中寸步難行，有些人還在觀望不知道該如何排隊。在東京也常見人潮洶湧的景象，但是很少看到如此爭先恐後的情形。
在歐元區16國提供4,400億歐元貸款擔保、歐盟委員會負責600億歐元貸款基金及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供2,500億歐元的融通下，終於制止了全球股災。這像極了被擠兌的銀行，在門口擺了比人還高的現金，期望能安定存款大眾的心。但從歷史經驗來看，這樣的舉動解決不了銀行持續惡化的處境，若根本問題未解，銀行最終還是難免被整併或被接管。
歐元區希臘等高負債國雖非銀行，但其處境與銀行類似，其他國家及機構的擔保及融通協助救得了一時，但危機的根除，仍須視其經濟結構的調整結果而定。所以，國際協助只能幫希臘止血，希臘即使做到降低財政赤字，也還是提升不了還債能力。因此，歐元照貶不誤，與希臘面臨相似困境的西班牙及葡萄牙，主權債務風險依然很高。
弒親並企圖加害妻女兇嫌張姓廚師，自殺後留有遺書，表示「活得非常痛苦」，行兇動機難解，至今仍是一團謎霧，張妻一度清醒，尚未脫離險境，故無法從她口中獲得明確答案。
外地遊客來到台北，粗略一看，這城市似乎不夠軒昂、不夠崢嶸；然進到一些角落，看到好吃的食物、歡聚的人潮、富巧思的地景利用，便這才感到台北是一個讓人會有驚喜的地方。
若不是各種驚喜，每個城市皆不免平淡乏味。哪怕巴黎亦是。
上月六日冷戰時期蘇聯駐美大使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美聯社）在莫斯科過世了，享年九十歲，可算高壽。車吃閉門羹的經驗，其實美國搞這種小動作，實不足為訓。
杜布里寧持節華府時，正是我在華府新聞生涯的鼎盛時期，在許多場合經常看到他，尤其是他陪同蘇聯領袖像布里茲涅夫、戈巴契夫、外長葛羅米克訪問白宮或國務院時（美聯社）。
最近希臘債信危機引起全球側目。這一波危機導因於希臘政府為維持表面的低財政赤字，將龐大的政府債務包裝成衍生性金融商品，從而使得希臘財政統計嚴重失真，錯失改革契機，終於釀成滔天巨禍。
希臘的財政統計如果能從一開始就呈現實況，政府在正確的統計數據引導下，及早撙節支出，當不致演變成今天動盪的局面，並禍及歐盟諸國。由此可知，一個健全的國家統計是何等的重要。
台灣經濟曾經歷兩次大跳躍，兩次改變了台灣的命運。1960年代，台灣在全球學界與落後國家排斥峻拒之下，毅然決然地打開國門，迎來先進國家的資本與技術，積極發展加工出口業。做為那一次跳躍的重要象徵，迄今記憶猶新的，就是加工出口區的建立。這一個大跳躍，主導了台灣經濟30年的發展方向；而這30年，正是經濟高速發展、所得分配大為改善、失業率低到2％以下，物價也非常安定的黃金時代。
1980年代高科技產業的突飛猛進，是第二次大跳躍，其具體象徵就是新竹科學園區。這一次跳躍成就了台灣資訊科技王國的豐功偉業，也在1980年代後期加工出口業飄零四方時，成為取而代之的經濟支柱。 但其後的30年，台灣經濟的成長動力日衰，經濟成長率每下愈況，失業率則節節上升，顯然又到了須脫胎換骨的時刻；但等待復等待、摸索又摸索，卻遲遲未見到另一次大跳躍，引導台灣走向蛻變再起的新境界。
曾數度引起朝野立委肢體衝突的「陸生來台法案」，此刻仍卡在立法院中。民進黨更要求以法律規定對大陸學生三限六不，所謂三限即限校、限量及限域。六不則是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繼續留台灣就業。
一個多月前，勞工局為在台北工作的泰籍朋友，舉辦「泰國潑水節」的活動，當時來參加的泰國駐台副代表向我表示，泰國人到許多國家工作，只有台灣為他們舉辦潑水節，鄉愁得以紓解，為此，她特別感謝台北市民對外國文化的尊重。但現在傳出雇主逼迫印尼籍勞工朋友吃豬肉，讓我國國際形象受到很大傷害，令人遺憾。
因為職務關係，加上家人有與菲律賓籍人士聯姻的背景，對外勞朋友在台北的情形特別關注，經由互動，體認到只有先從瞭解他人文化開始，才能談得上尊重。否則，類似憾事將層出不窮。
以前每到巴黎，我總寄居在Nanterre的友人宿舍。和地鐵隔站的新凱旋門相比，這實在是個不出名的小角落，幾次造訪後也就完全摸透。但即使無比熟悉，有棟建築我卻始終不願再次走進，總遠望那白色牆壁而快步走過。
那是無數習舞者心中的夢想，巴黎國立歌劇院附設舞蹈學校。
戰爭，死亡，親人的流離失所，生命的被踐踏荼毒，大概可以想像七八歲以後，王羲之看到的、聽到的、談論的，都是死亡，災難，哀禍。「手帖」像南方歲月裡一則一則哀傷的故事，那麼哀傷，因此他常常只是淡淡地寫信問朋友──「卿佳不？」──你還好嗎？
四月底，覺得花季都過了，其實不然。走在河岸邊，黃槿的花開得正盛。
一段時間以來，大陸當局針對新疆的一系列施政舉措，顯示在相當幅度上調整了治理新疆的方略，值得我們關注。
去年七五事件後，胡錦濤總書記在8月底前往新疆考察，在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後又就新疆工作發表講話，隨後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今年第二季召開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便「對做好新形勢下的新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兩岸ECFA之洽簽正要進入最後協商階段，雖「早期收穫」清單之談判碰到一些障礙，但其在今年6月正式簽署的目標未變。唯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內部對ECFA簽署之事，仍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觀念誤差，就是很多人把ECFA當作兩岸關係發展的「目的」，而不太強調ECFA是促使台灣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手段」。所以，社會上普遍把即將到來的ECFA之簽署，當作一個大「關卡」。支持簽署ECFA者，以為過了這一關，台灣經濟就會一帆風順，再也沒有煩憂。而反對簽署者，則認為ECFA一簽，台灣經濟就要淪為中國大陸的附庸，再也抬不起頭來。其實這兩者都是極端的想法，其對台灣經濟發展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也干擾到兩岸相關協商之進程。
為了矯正這種觀念誤差，人們有必要先去體認一個事實，即ECFA之類的區域性經濟合作協議，已是普世各國追求經濟發展的必要「工具」。它是各國爭取分享全球「自由貿易紅利」的主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要是少了這項工具，它在對外競爭上就要矮人一大截，且一旦遇上國際經貿變局，就很容易被「震盪出局」。從這個角度看，台灣之積極與大陸洽簽ECFA，無非是為了掌握一把有用的新型工具。
國民黨五都選舉提名確定後，馬政府以極其明快的速度，敲定了相關內閣人事的調整。這波改組的主軸，應該說是以副院長為核心的財經團隊。如果說前一波為因應莫拉克風災的內閣微調算是危機處理，而轉戰新北市選舉的副院長朱立倫也只是過渡、是養望，則未來接手之後的陳冲，就得扎扎實實做出一番財經整軍的成績，才能不負民意的期待，也才能滿足馬政府續航二○一二的需求。
陳冲的出線，很難講是「一新耳目」，畢竟他是內閣舊面孔。但陳冲在金管會任內，表現不俗，不論是應對國會或業者，總有他的堅持。舉例而言，金控業者在大陸發表對政府金融政策不滿之言，他毫不客氣直言，「時地不宜，家裡的菜不好，不必向鄰居抱怨。」再比方說，對於利率匯率政策，他與央行總裁彭淮南不同調，引爆爭議後，他旋即低調表示，他的職務看到的是金融業的需求，但是彭總裁也許看到的是全面；面對立委的調侃或質疑，他幽自己一默說，「或許我的名字不好，犯沖！」輕鬆化解可能引發的無謂爭端。
案場實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