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傅斯年在省議會暈倒，經王大杰診斷，得了腦溢血。蔣介石聞訊後 ，立即指令陳誠，動員台灣所有名醫，不惜任何代價搶救傅斯年的生 命。
在回答完上述兩個問題之後，傅針對郭予以反擊，在講台上大談其 辦學的原則、規矩、計畫與理想等等，講著講著情緒激動起來，他說 道：「獎學金制度，不應廢止，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學生，僅 僅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的青年，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們摒 棄於校門之外。」
最後高聲說道：「我們辦學，應該先替學生解決困難，使他們有安 定的生活環境，然後再要求他們用心勤學。如果我們不先替他們解決 困難，不讓他們有求學的安定環境，而只要求他們用功讀書，那是不 近人情的……」講完話時，大約是6時10分，傅斯年慢步走下講壇。
質詢回席 昏迷不醒

      名、利、情三條船之外，或許還有一艘難以解釋、無以名之的船──不過也可能還是屬於那第三條船：登山、下海、冒險、獨行曠野、埋頭於寂寞的藝術創作，甚至如我此時的閉門苦寫……
    　明兒在舊金山唸研究所時，居然擠出時間參加灣區三項鐵人賽。這種業餘賽既無名更無利可圖，還要自掏腰包付費。除了平素的鍛鍊，賽前一段日子他每天課後趕到海邊，在黑夜裡冒險下水苦練。比賽那天是個深秋大清早，我穿著毛衣站在冷風裡為他加油，看著只穿泳褲的兒子跳進冰冷的海水，心想還好是他自己心甘情願，否則我這做母親的真要心疼壞了。
    　完成游泳、騎車、跑步三項累得幾乎趴下，兒子卻宣告來年還要參加「游出囚犯島」的比賽！天哪，當年把那些凶神惡煞的重罪犯關在離金門大橋不遠的囚犯島，就是因為那片海域水溫低渦漩險，極難泳渡；兒子的自我挑戰尺度未免太高了吧？我自己是個毫無運動天份和興趣的人，難以體會他做這些為的究竟是什麼──若說是為健身，這些年上健身房，漂亮的肩肌腹肌早已鍛鍊出來了；為青春年代留下難忘的經驗？他愉快難忘的體驗已經很多了，幹嘛非得選個這麼辛苦的？既非出於功利之心也無關乎信仰、理想等等崇高情操，那又是來自怎樣的一種精神動力呢？想來只有一個可能﹕挑戰自己的體能和毅力的極限吧。

在玉器店看到一個價格不菲的精美掛件，那是一塊天然的翡翠玉石依其原型分色雕刻而成，白色通透的部分雕成一隻形神兼備的“知了”，翠色部分雕成清秀堅挺之竹節，知了附在竹節上，整體看來惟妙惟肖，動靜合宜。越是貴重之物越講求寓意，店主人解釋說：知了取其“知”字，“竹”與“足”諧音，故而它的蘊含之意便是“知足常樂”。
真是太有趣了，看來這小小的翡翠雕件不僅給人美好的視覺感受，同時讓人體會到中華文化之古老精深，廣博而富含生趣，我想起一個關於“不知足”的小故事。
相傳古時有戶貧苦人家，家中一無所有，只有一口井，就靠賣水為生。某天一個道士路過此地向他們討了一碗水喝，臨走的時候問他們有什麼願望啊，他們就說：“要是能開個酒店賣酒就好過了。”於是道士輕施法術，水井變成了酒井。從此以後這對夫婦每天都從井裡打出芳香四溢的美酒來賣，日子過的越來越紅火。不久，道士返回，問他們現在日子怎麼樣啊？他們又說：“日子過得是比以前好多了，只是井裡只能打出酒，卻沒有酒糟，我家的豬沒的吃，不知仙人能否再幫一次？”道士聽了，搖頭嘆息：“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清水當酒賣，還嫌沒有糟。”說罷飄然而去，從此後，他家的井裡又變回水，再也沒有酒了。
人是要學會“知足常樂”的，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一生汲汲營營，追追尋尋，忙忙碌碌，徒增諸多求不得之苦，也錯過了人生中許多美麗的風景。修煉人都知道，人的福份由先天帶著“德”的多少而定，所以人要知足、惜福，淡泊隨緣。如要增加福份，只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維模式，心存善念，多行善事方是根本。
 

 
 


發布時間：99年9月22日16時30分
有效時間：9月23日起至9月29日

中央政府官員出現在兩岸場合的鏡頭頻密公開。大陸文化部長蔡武會見我文建會主委盛治仁，我新聞局長江啟臣接見大陸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我教育部長吳清基與陝西省長趙正永同場剪綵，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出席北京ＡＰＥＣ人力發展會議，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合影」……。
這些現象令人想起兩岸航運由「中轉」變「直航」的過程。多年來兩岸一直透過香港、石垣島為「白手套」進行通航，因此發展出「換班次不換載具」等模式；但這些模式只是自作自受，尤其在九七香港回歸大陸後，台港其實已經是「直航」，卻仍要藉它「中轉」，更是自欺欺人。二○○八年十二月實施直航後，終於脫掉了香港這副白手套。
現在，兩岸政府的往來，也靠「中轉」，海基、海協兩會就是「白手套」；因而，前述中央官員直接會面的現象，已由「中轉」漸變為「政府直通」，可以視為「三通」之後，值得期待的「第四通」。
兩岸正在議商的經濟合作委員會，應是促進「政府直通」的關鍵作為；雖仍掛名在兩會之下，但雙邊皆將以次長級官員領軍，白手套已擺在桌邊作樣子。

從凱擘與台灣大合併、中視與壹電視頻道申請被拒，到這幾天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修正案的四三對決，NCC近來的許多行為，除了引發各界議論紛紛外，掌聲與肯定卻相對有限。更遠一點，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規劃，幾乎與美、日等國同時開始，但美國已於去年完成並關閉類比頻道，日本則訂明年關閉類比頻道，並給予有線電視明確的數位化要求及租稅減免。反觀我國，十年來無線台數位化停滯不前，第二波數位無線執照與行動電視的發照時程也一延再延，有線電視的數位化指標與時程亦是一變再變，無所適從。
這種大格局延宕、小事件不斷的發展，顯示NCC可能存在著公共政策上「堆積主義」（incrementalism）的負面困擾。堆積主義是指決策者因受到各種條件限制，只以微觀、局部的方式處理問題個案，以期透過這種微小行為的堆積，逐步達到最終目標。堆積主義並非不能做為政策形成的機制，但在欠缺清晰的方向、整體藍圖與落實框架的指引下，即使每個小決定在微觀下看似合理，長期卻可能形成「小決定的獨裁」（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最終的整體政策架構，反而是由眾多堆積的微小行為決定，而非政策藍圖。
以電視數位化為例，其成功的關鍵，是消費者歷經換機、加盒甚至漲價的改變後，節目內容增加多少新牛肉的問題。對此，外界不清楚NCC要以何種策略方法推動數位節目的發展，只看到以0.2%的政府持股與前科為由，做成拒絕新節目上架的決定。姑且不論這些決定的爭議，NCC推動數位節目的整體政策不清不楚，才是令人憂心之處。
又如無線與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推動，乃至於電信市場的競爭，實具有政策上的競合關係；特別是第二次數位無線電視台，將直接對有線電視數位化產生壓力，而有線電視的數位化與寬頻化，則可提升電信寬頻市場的競爭，但過去政府與NCC揭示的無線電視數位化與發照時程，一改再改，未受尊重；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除了只有棍子、沒有蘿蔔，連原本的棍子也可能隨著委員的更替而煙消雲散。這些小決定及不決定與整體方向的關聯性不清，卻阻礙了大局的前進，已然出現小決定獨裁的風險。

凡那比颱風重創南台灣，高雄市「港都變水都」，陳菊市長遭受批評之餘，不忘砲轟「八成要中央要負責」。除了中央與地方的口水戰，民眾更想知道：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還照樣淹水？
政府為解決淹水問題，花錢不手軟。民國95年通過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分八年編列1,160億元特別預算；同時又通過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分六年編列250億元；去年莫拉克風災後，再編列1,200億元。這些還不包括散列各單位的年度預算。
好幾千億的錢花下去，仍是連年有水患，固然與氣候變遷、降雨屢破紀錄等因素有關，但治水事權未統合，偏重「特別預算」缺乏長期計畫，也是迄今治水尚未成功的主因。
凡那比在高雄市造成五十年少見的淹水，責任一時恐難釐清。但面對陳菊砲轟，水利署則以「全市沒有中央管理的河川和排水系統」回批。這種地方與中央互相卸責的情況，凸顯出一大問題：一條河從上游到下游，缺乏統合管理，使得治水缺乏整體性思維。

不曉得當李登輝看到凡那比颱風重創南台灣時，會不會覺得愧疚？
到底李登輝跟凡那比扯上那門子的關係？兩者的交會點應該回溯到一九九八年。當時台灣省長宋楚瑜功高震主，被李登輝聯合國民黨與民進黨完成了廢省大業。這是個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但李登輝在痛快之餘，或許沒有想到這對後期的社會民生產生了多麼重大的遽變。
省並不是縣市上面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而是一個技術指導單位、也是執行督導單位、更是資源分配單位。有了省，中央撥到地方的錢才能確實用到刀口上。
廢了省之後，這一跨區域協調的功能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縣市諸侯割據，故步自封。這樣的行政模式若遇到如何維持市容整潔，如何造橋修路都還堪用。但遇到必須治理跨縣市的河流時，救治跨縣市的超級災難時，或是碰到四處亂竄的病毒時，這個仗完全沒辦法打。

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筆者在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辦的「兩岸關係：共同利益與和諧發展」學術研討會上進行會議總結時，就兩岸關係相關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詳見中國新聞社與中央社等媒體報導）。隨後，《聯合報》連續發表社論，就筆者言論所引起的「話題」，圍繞兩岸共策「目標創新」與「統一論」、「連結論」等問題展開了系列論述。
為讓大家更深入地了解筆者的基本想法，避免另類解讀，我想再重申一下在會議上所談的兩個趨勢：一是目前兩岸關係發展雖然仍應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原則，但開展兩岸政治對話（並非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仍是一基本趨勢。二是隨著經濟問題、「易」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更多的挑戰。
面對上述形勢的發展變化，筆者在總結時提出了破解兩岸政治難題、鞏固與深化兩岸和平發展基礎的幾個具體想法，即：一、在一中框架與「一中憲法」之間尋求連結；二、整理與細化兩岸現有共識；三、構建共同價值；四、加強政策創新。政策創新是兩岸關係獲得突破的強有力的切入點，兩岸關係發展的許多重大成果都證明了這一點。但筆者所強調的政策創新，絕非是要「共同『創新』一個比『統一』更有實現的可能性、且付出代價較小的『政治目的』或『政治目標』」。在設定創新目標時，我們絕不能捨本逐末，只要過程，不要目的，甚至「將嬰兒與洗澡水一同潑掉」。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性目標並不能和終極目標相對立，更不能用階段性目標替代或否定終極目標。以何種方式與路徑實現統一，當然可以創新；如何充實與完善統一的內涵，也可以創新，但絕不能借創新之名，將統一的終極目標完全虛無化，這種意義上的所謂創新當然是對政策創新的嚴重誤讀。聯合報社論中所提出的「兩岸的終極『目的』是否一定只有『統一』一途」？我想這一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在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主軸的現階段，我們雖然不必將和平發展的進程事事都與和平發展的目的相掛鉤，但也並不諱言對中國最終統一的追求，無論何人提出何種創新政策，都絕不會放棄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與立場。
社論還認為，「統一是難度最高及風險最大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任務」，「即使實現了也很難收拾」。難度高，確實如此，也沒有人能夠否認。但「風險最大」、「不可能」、「很難收拾」之根據何在？是否有風險就可以放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這種想法「未免太不實際也相當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