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凱擘與台灣大合併、中視與壹電視頻道申請被拒,到這幾天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修正案的四三對決,NCC近來的許多行為,除了引發各界議論紛紛外,掌聲與肯定卻相對有限。更遠一點,我國無線電視數位化的規劃,幾乎與美、日等國同時開始,但美國已於去年完成並關閉類比頻道,日本則訂明年關閉類比頻道,並給予有線電視明確的數位化要求及租稅減免。反觀我國,十年來無線台數位化停滯不前,第二波數位無線執照與行動電視的發照時程也一延再延,有線電視的數位化指標與時程亦是一變再變,無所適從。
這種大格局延宕、小事件不斷的發展,顯示NCC可能存在著公共政策上「堆積主義」(incrementalism)的負面困擾。堆積主義是指決策者因受到各種條件限制,只以微觀、局部的方式處理問題個案,以期透過這種微小行為的堆積,逐步達到最終目標。堆積主義並非不能做為政策形成的機制,但在欠缺清晰的方向、整體藍圖與落實框架的指引下,即使每個小決定在微觀下看似合理,長期卻可能形成「小決定的獨裁」(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最終的整體政策架構,反而是由眾多堆積的微小行為決定,而非政策藍圖。
以電視數位化為例,其成功的關鍵,是消費者歷經換機、加盒甚至漲價的改變後,節目內容增加多少新牛肉的問題。對此,外界不清楚NCC要以何種策略方法推動數位節目的發展,只看到以0.2%的政府持股與前科為由,做成拒絕新節目上架的決定。姑且不論這些決定的爭議,NCC推動數位節目的整體政策不清不楚,才是令人憂心之處。
又如無線與有線電視數位化的推動,乃至於電信市場的競爭,實具有政策上的競合關係;特別是第二次數位無線電視台,將直接對有線電視數位化產生壓力,而有線電視的數位化與寬頻化,則可提升電信寬頻市場的競爭,但過去政府與NCC揭示的無線電視數位化與發照時程,一改再改,未受尊重;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除了只有棍子、沒有蘿蔔,連原本的棍子也可能隨著委員的更替而煙消雲散。這些小決定及不決定與整體方向的關聯性不清,卻阻礙了大局的前進,已然出現小決定獨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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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重創南台灣,高雄市「港都變水都」,陳菊市長遭受批評之餘,不忘砲轟「八成要中央要負責」。除了中央與地方的口水戰,民眾更想知道: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還照樣淹水?
政府為解決淹水問題,花錢不手軟。民國95年通過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分八年編列1,160億元特別預算;同時又通過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分六年編列250億元;去年莫拉克風災後,再編列1,200億元。這些還不包括散列各單位的年度預算。
好幾千億的錢花下去,仍是連年有水患,固然與氣候變遷、降雨屢破紀錄等因素有關,但治水事權未統合,偏重「特別預算」缺乏長期計畫,也是迄今治水尚未成功的主因。
凡那比在高雄市造成五十年少見的淹水,責任一時恐難釐清。但面對陳菊砲轟,水利署則以「全市沒有中央管理的河川和排水系統」回批。這種地方與中央互相卸責的情況,凸顯出一大問題:一條河從上游到下游,缺乏統合管理,使得治水缺乏整體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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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當李登輝看到凡那比颱風重創南台灣時,會不會覺得愧疚?
到底李登輝跟凡那比扯上那門子的關係?兩者的交會點應該回溯到一九九八年。當時台灣省長宋楚瑜功高震主,被李登輝聯合國民黨與民進黨完成了廢省大業。這是個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但李登輝在痛快之餘,或許沒有想到這對後期的社會民生產生了多麼重大的遽變。
省並不是縣市上面疊床架屋的行政組織,而是一個技術指導單位、也是執行督導單位、更是資源分配單位。有了省,中央撥到地方的錢才能確實用到刀口上。
廢了省之後,這一跨區域協調的功能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縣市諸侯割據,故步自封。這樣的行政模式若遇到如何維持市容整潔,如何造橋修路都還堪用。但遇到必須治理跨縣市的河流時,救治跨縣市的超級災難時,或是碰到四處亂竄的病毒時,這個仗完全沒辦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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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筆者在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辦的「兩岸關係:共同利益與和諧發展」學術研討會上進行會議總結時,就兩岸關係相關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詳見中國新聞社與中央社等媒體報導)。隨後,《聯合報》連續發表社論,就筆者言論所引起的「話題」,圍繞兩岸共策「目標創新」與「統一論」、「連結論」等問題展開了系列論述。
為讓大家更深入地了解筆者的基本想法,避免另類解讀,我想再重申一下在會議上所談的兩個趨勢:一是目前兩岸關係發展雖然仍應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原則,但開展兩岸政治對話(並非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仍是一基本趨勢。二是隨著經濟問題、「易」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更多的挑戰。
面對上述形勢的發展變化,筆者在總結時提出了破解兩岸政治難題、鞏固與深化兩岸和平發展基礎的幾個具體想法,即:一、在一中框架與「一中憲法」之間尋求連結;二、整理與細化兩岸現有共識;三、構建共同價值;四、加強政策創新。政策創新是兩岸關係獲得突破的強有力的切入點,兩岸關係發展的許多重大成果都證明了這一點。但筆者所強調的政策創新,絕非是要「共同『創新』一個比『統一』更有實現的可能性、且付出代價較小的『政治目的』或『政治目標』」。在設定創新目標時,我們絕不能捨本逐末,只要過程,不要目的,甚至「將嬰兒與洗澡水一同潑掉」。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性目標並不能和終極目標相對立,更不能用階段性目標替代或否定終極目標。以何種方式與路徑實現統一,當然可以創新;如何充實與完善統一的內涵,也可以創新,但絕不能借創新之名,將統一的終極目標完全虛無化,這種意義上的所謂創新當然是對政策創新的嚴重誤讀。聯合報社論中所提出的「兩岸的終極『目的』是否一定只有『統一』一途」?我想這一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在兩岸關係以和平發展為主軸的現階段,我們雖然不必將和平發展的進程事事都與和平發展的目的相掛鉤,但也並不諱言對中國最終統一的追求,無論何人提出何種創新政策,都絕不會放棄實現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與立場。
社論還認為,「統一是難度最高及風險最大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任務」,「即使實現了也很難收拾」。難度高,確實如此,也沒有人能夠否認。但「風險最大」、「不可能」、「很難收拾」之根據何在?是否有風險就可以放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這種想法「未免太不實際也相當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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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已入第卅七周,最近我的思緒全在肚裡的孩子身上。白日夢裡我幻想有朝一日帶著活潑愛笑的小男孩去公園野餐,市場買菜,或是兩人一起揉麵團包餃子烤餅乾…,幾乎所有的美好憧憬都繞著「吃」打轉。心底微微的隱憂是:如果這孩子挑嘴,只願意吃垃圾速食怎麼辦?
身邊許多媽媽們都信誓旦旦的說,小孩子的感官特別敏感,他們抗拒鮮明的口味,偏好平淡甜軟的食物,顏色最好都是白白黃黃的,有時還講究不同種的食物不能互相碰觸,總之難纏的很。我本來一廂情願的認定這跟媽媽的烹飪手藝有關,心想我做的菜,孩子怎麼可能不愛吃呢!但前一陣子很驚恐的在雜誌上看到一位資深大廚惋歎說,無論他如何努力,五歲大的兒子還是只願意吃冷凍比薩,而且「最好還是冷凍的!」
為此,我特別用電子書下載了美國作家Amster-Burton的《Hungry Monkey》(餓猴子)一書,內容談的就是這位熱愛飲食與烹飪的爸爸,如何費盡心力培養他女兒成為一個「有冒險精神的小食客」之甘苦歷程,讀起來趣味橫生。他在女兒斷奶後的哺餵原則很簡單,基本上夫妻倆吃什麼,搗爛碾碎了就給孩子吃,並不特別準備什麼「嬰幼兒食品」。因此這個小女孩從九個月開始就大啖印度咖哩與泰式炒河粉,還特別喜歡螞蟻上樹、鮮肉鍋貼、壽司和鹽烤靖魚,對培根與巧克力也有獨到的見解和堅持。
雖然目前四歲大的她仍舊不喜歡喝湯,也拒吃綠色蔬菜,但她無國界的口味還是燃起了許多饕客級父母的希望。就連甫為人父的大廚作家—「波登不設防」的主持人安東尼‧波登都揚言效法餓猴子爸爸的精神,並在自己的新書《Medium Raw》(半生不熟)中大談如何為女兒洗腦,夜夜講述麥當勞叔叔的恐怖故事,但求養出一個愛吃懂吃,不挑剔不驕矜的小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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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過境,在南台灣造成慘重災情,都會區一片汪洋,災損嚴重。但不幸中的一個好現象是,這次政府救災動作到位、藍綠政客互嗆減少,從中央到地方全力救災,盡速讓災民得到協助。
和去年莫拉克風災比較之下,這次政府的反應已有改進。半個多月前,台灣面臨三颱夾擊時,馬英九總統就徹夜緊盯;這次凡那比侵台,他親自坐鎮中央防災中心,與二十五縣市首長舉行視訊會議,逐一詢問防颱措施,並指示國軍提前防災;馬英九在第一時間就南下災區,親自了解災情實況,傾聽災民心聲。這些表現,都比去年面對莫拉克時,中央反應慢三拍的情形改善太多。在政府堅持下,這次颱風來襲前,國軍就協助撤離的一萬六千多人。種種料敵從嚴、提前防災的觀念逐漸落實,防災動作也確實執行,把人命損失減少到最低。
這次風災受災嚴重的是長期由民進黨執政的南部高高屏及台南等縣市,幾位地方首長也放下身段,直接提出救災需求;沒有什麼災情的台北市政府則主動致電高雄縣市,提供人力及抽水機等機具設備,南下協助救災。相信全民都樂見中央與地方政府放棄藍綠口水,共同救災。
同樣的,吵了一個多月的台北市花博爭議,在這次風災中也經歷了一次最嚴酷的驗收。在中度颱風的狂襲之下,成千上萬的花卉竟然完好,在颱風後依然迎風招展。北市府採購花卉時「保活半年」的合約規定果然奏效,這也相當程度的降低外界對花博的質疑。
就事論事,這次颱風損失較莫拉克輕,主因是大雨多降在都會區,而莫拉克以山區為主,才會導致土石流滅村、封路,救援不及的重大災情。凡那比侵台路線可說是「上天垂憐」台灣,沒有重演八八慘劇。但也凡那比暴露了另一個防災問題:都會區建設的防災規畫不足。
災後被討論最多的,就是高雄市近年的建設問題,都市美學掛帥,但缺乏基礎建設,經不起颱風考驗。不只都市規畫及防災專家學者對此多所批評,高雄市民也直言,愛河的燈光美、氣氛佳,但大高雄照淹不誤。
高雄市府解釋,這是因為時雨量超過二百年的防洪排水能量設計;但也有專家指出,如果仔細檢視高雄市近十年來在下水道工程、雨水與家庭汙水分流等的基礎建設上,市府投入的精力與經費確實不足。
在全球氣候劇烈變遷之下,各國都面臨都會區防災的新考驗;山區防災可以撤離避災,但人口密集的大都會,如何撤離?都會區建築與硬體設計愈來愈密集,如何「穿著衣服改衣服」,強化防災設施,更是棘手問題;但政府責無旁貸,必須規畫防範措施。因為,天災難免,人禍可防。台灣處於多颱、多震帶,政府與全民更必須有此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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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大有本事扭轉死亡的命運,一方面瀕死的病人重獲新生,彷彿死去活來,但另一方面也導致臨終病患接受了過度治療,不僅可能違反病患的自主權,也造成昂貴醫療資源的大規模浪費,形成上周立法院一場公聽會上所謂每年有十餘萬的末期病人得不到善終,而且造成「病人輸、家屬輸、醫療人員輸、國家輸」等四輸的悲劇。
立委楊麗環在這場公聽會上邀請了醫學、護理、法學等相關人士座談,目的是要立法院盡速修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及第九條的修正案。
第七條原來規定拒絕心肺復甦術必須「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的意願相反。」問題是醫療常常從抱希望的急救變成「醫療無效」的結局,意即病人的病況已經無望,而所有的醫療措施無法理性地產生利益,反而形成僵局,使得病人難以尊嚴死亡,更增添家屬和社會的傷害與經濟負擔;公聽會因此希望修正為病人的親屬或代理人同意時,原來施予之心肺復甦術得予以終止或撤除。
第九條原是規定病患之意願書應連同病歷保存,意即要有紙本。但是現在是電腦時代,而目前台灣IC健保卡已經可以註記「器官捐贈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兩種意願,因此公聽會的修法建議其實只是將健保卡註記效力等同紙本,這是「凡法派」多此一舉的澄清。
公聽會目的是要校正目前「醫療無效」病人被過度救治的現象,她們認為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形同臨終酷刑,但同時公聽會又強調「不給予或撤除維生醫療」不是安樂死,她們堅決反對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以特定方式協助病人死亡。簡單的說,她們介意「醫療無效」時過度醫療所帶來的痛苦和浪費,著眼點也許是功利主義哲學所揭櫫的「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她們的宗教信仰和主觀價值明顯,口氣更像家長主義,是一種溫和但是專制的作風。
綜括而言,公聽會的修法期待其實稱不上進步,只能說是合法化目前臨床實務上已經在進行的事。醫學倫理是一項為了做醫療抉擇所演繹歸納出的概念性框架,其抉擇往往超越法律的範疇,醫師固然要守法,但守的應該不是「抱殘守缺」、不合情又不甚合理的法。
道德是不同的社會、團體和個人所獨具與眾不同的行動、信仰、態度與原則規範,但是醫學倫理不是有關道德,部分公聽會成員堅決反對她們所謂的「殺人」方式的安樂死合法化,其實反映的是她們未經考驗的價值和道德。
人生只有兩件事最公平,其一是每個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時,其二是人人都會死。這一次公聽會的部分成員或許基於宗教信仰,或許出於立法策略,堅決地反對安樂死,她們著眼於規範死亡法律的枝節,但也嚴厲否決許多把安樂死視為慈悲出路的人,而且無視於許多已經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例如荷蘭、比利時、瑞士、美國奧瑞崗和華盛頓州等等。
美國大法官卡多索說:「法律就像旅行一樣,必須為明天作準備。它必須具備成長的原則」,人的一生是否能像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說:「生如夏花般絢爛,死如秋葉般靜美」其實並不容易,因為現代人的死亡太複雜,而公聽會只想卑微地整修死亡權最簡單易行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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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倫敦金融城市長安司棣率領倫敦證券交易所主席在內的50多位英國商界領袖訪問團到大陸參訪10天,他多次指出,中國既然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就必定要在全球金融舞台扮演重要角色,並強調倫敦金融城的經驗有助上海儘早實現此一目標,發展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話題再受熱議。
     上海想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始於2005年上海市試點「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中心」,去年4月大陸國務院再次確認上海將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也是北京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所擬定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重要性絕不下於十二五規畫中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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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日昨報導,政府為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將由國發基金挹注逾330億元的資金,投放於文創產業的發展。另外文建會也在積極規劃,將於今年11月舉辦「2010台灣國際文創博覽會」,搭建兩岸文創產業交流平台,以協助國內業者拓展大陸市場。
     儘管相較於石化業或資訊科技業的投資案,金額動輒數以千億計,這330億的文創資金只能算是戔戔之數,但不容否認,如果這些資金都能到位,不只將是國內的創舉,也可望為國內文創產業的發展帶來嶄新的生機。無疑,這將是一項值得肯定和期待的公共政策。
     談到文創產業的發展前景,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確是有相當好的機會。這可以從近年來台灣不少年輕人在國際上的發明、設計大展中脫穎而出見其一斑。也可以從台灣的流行文化在華人文化圈中長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而凸顯出台灣在文創領域的軟實力確實不容小覷。不過,就現狀來看,前述這些「成就」,性質上仍屬零星的單發點放,尚未能形成產業規模經濟。其中的癥結,一在個別文化創意人的創意或產品,因為缺乏資金挹注,尚未能形成具市場競爭力的產業經營模式。二在受限於台灣本土市場的容量有限,再好的創意受限於市場,產品化的過程因無法或不敢投入足夠資金,以致無法提升品質張力,最後只能墜入小成本製作、小市場經營的惡性輪迴中。於今,前述的第一個癥結,可望因政府國發基金的投入,產生點火效應;而市場太小的癥結,也期待能經由兩岸文創交流平台的建構而獲得轉機。整體來看,台灣文創產業的發展前景,因而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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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三、四期開發以及苗栗大埔徵地引發農民抗爭事件,讓工業區開發浮濫、多頭馬車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審計部統計,全國各類工業園區閒置土地逾二千公頃,近年工業局已停止開發新工業區,但地方政府為了政績,還不斷徵收農地競相開發新的工業區。在缺乏整體管控之下,導致台灣的工業區逐漸泡沫化,將造成難以估計的浪費與破壞。
     工業區有沒有浮濫開發,實際到各區走走就可以一目了然,北部的工業區多數滿載,中南部工業區閒置狀況則比官方統計數字嚴重。主要原因是,有些廠商在開發之初買下土地,並未真正投資設廠;有些廠商租下土地,由於租金超低廉,廠房放著養蚊子,根本沒有真正開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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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台撞船事件近半月,這次事件是過去中日兩國在釣魚台事件上,矛盾最為激烈的一次。中國5次召傳日本大使,卻得不到日方正面回應,中國外交部決定,「暫停中日雙邊省部級以上交往,中止了雙方有關增加航班、擴大中日航權事宜的接觸,並延遲了中日煤炭綜合會議」。中國公民赴日旅遊規模更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大型日用品生產公司寶健原訂於10月的員工萬人赴日旅遊計畫,也臨時被取消。
     這是中國首次透過「變相的經濟手段」制裁日本;這種強硬舉動,台灣民眾應點滴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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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報》9月17日社論〈兩岸解藥:「連結論」好過「統一論」〉,再次為其「連結論」做呼籲。我們認為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如果兩岸對於未來終極目標不確定;第二、如果兩岸憲政認同的本質已經改變,「連結論」與「過程論」是否還能存在?第三、以何種方式進行「連結」、以何種路徑做為「過程」,才是「連結論」或「過程論」能夠得到支持的基礎?
     一個屋頂 是實還是虛
     依照《聯合報》的說法,如果「一個中國原則」是一個「屋頂」,兩岸可以在軟屋頂、巧屋頂或硬屋頂之下,漸進地體現「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但問題是:這個屋頂是「實」的還是「虛」的?如果兩岸的主權是相互重疊,兩岸在未來的和平協定中應該確定不分裂整個中國,那麼,這「一個中國」就是「實」的。如果「一個中國」只是個中華民族概念,未來在和平協定中應「正視現實」、以「一中各表」的原則陳述,那麼這「屋頂」就是一個「虛」的中華民族概念。當這個「屋頂」是「虛」時,「連結論」或「過程論」可能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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