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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的咄咄怪事，看三次颱風即可知曉。九年前潭美颱風帶來水患，高雄工務局長說：「外省人來太多。」去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地方首長一致稱：「救災是中央的責任。」今年凡那比水淹大高雄，陳菊市長又說：「中央有八成責任。」對治水和救災，如果地方官員都抱持這種「都是別人錯」的態度，民眾如何能免於水患之苦？
陳菊把責任推給中央，當然是比較輕鬆的選擇，因為現在中央是國民黨執政。但她難道竟忘了，過去十年有八年是民進黨在中央執政，過去十二年高雄市政則全都在民進黨手裡？她就算推得掉地方防災疏漏之責，也推不掉民進黨中央治水不力的責任。更遑論謝長廷在閣揆任內規劃的八年一千多億的治水方案，已經執行五年，投下七百多億資金，結局竟然是越治越淹。陳菊和蔡英文忘記自己也曾是手握大權的中央大員，一味把責任往外推，只是愈發暴露綠營「爭功諉過」的特質。
天災就是天災，颱風不會循著人設定的行政疆界行走，但水卻會隨著它逢堵則溢的本能四處檢驗人們防洪清淤的工夫。這次凡那比颱風帶來豪雨，瞬間降下驚人雨量，是造成高雄大淹水的主因，這點無可置疑。但奇怪的是，過去易於淹水的出海口地區這次安然，反而是愛河中上游的三民、左營、楠梓嚴重受創。這顯示，港都水文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水無法暢流，導致愛河在市區氾濫。高雄市府該做的，是一五一十追查此一「淹上不淹下／淹高不淹低」災情的肇因，打通阻塞的關節，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從這點看，陳菊把高雄水災的八成責任推給中央，由於過分牽強，多數人不能認同，反而重傷了自己的形象。若要論全國的山川治理及大型防洪規劃，當然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包括跨縣市河川和特殊低漥地區的整治，中央都無可推卸。這不僅是因為國家總預算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也因為中央有更多的人才和更寬闊的視野，可以從大處布局，進行跨區域的綜合治理，同時訂出必要規範，讓地方執行者有所遵行。但是，這次高雄市的水患，卻無一與中央有關。

和日本人談什麼主權觀念？藉九一八事變製造了一個滿洲國，這就是日本人的主權觀念；藉七七事變想要併吞整個中國，這就是日本人的主權觀念。何止如此，二戰中後期，扛著太陽旗的日本皇軍像豆子一樣撒滿南洋諸國，這就是日本人的主權觀念。
日本人一向用軍刀來定義他的主權觀念，如果被日本軍刀指向的國家不同意，只有用血肉去抵擋軍刀；這就是二戰前後整個東北亞、東南亞諸國共同的血淚經驗。
對於日本的主權觀念，台灣人更有深刻感受。一八九五年前台灣是中國的行省，一八九五年後台灣就變成了日本總督的領地。其實，談什麼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這對日本人有何意義？日本從未說台灣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但還不是用日本軍刀教你「割讓」給他。
釣魚台是主權問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用種種歷史事實證明釣魚台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包括日本歷史文獻亦有如此認定者）；但日本人不同意，仍然欲用日本軍刀來定義釣魚台的主權歸屬。釣魚台是日本人想像中的「沒有溥儀的滿洲國」。

919水災甫告一段落，又有一個新的颱風在台灣附近徘徊，現在不但還未到追究水災責任的時候，甚至連水災善後都非當前急務，要趕快做好防備下一個颱風的工作，尤其許多地區已飽受惡水凌夷，無數居民尚未回復其日常生活，若干重要排洪設施亟待修復，如果再遭另一場風暴大雨凌虐，災情怕要更加慘重。
當這些緊急應變措施處理完竣，更重要的工作乃是如何徹底整頓水利與防洪設施，即使再逢200年一見的大雨，也不致造成如此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防災正好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足以做為前車之鑑，亡羊補牢，永絕後患。
919水災給我們的頭一個重要訊息，就是永遠不要將治水重任交給每幾年就要力拚選舉一次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地方政府首長。因為像919這般嚴重的水患，要200年才可能發生一次，但地方首長任期不過四年至八年，有太多可博取選票的施政要擠進不夠用的預算案，豈肯將資源投入沒人看得見的下水道工程或滯洪池上？因此，七年前決定將下水道工程款，從內政部主導改為以一般性補助直接撥給縣市政府統籌的主政者，就是此次高雄水患的頭號劊子手。要讓下水道更暢通、洪水不再造成偌大災難，這個政策必須儘快廢棄，重新將決策權與預算權交回與地方選舉距離較遠的中央政府手中。
其次，在919水災中，縣市首長一句「幾乎是八成中央要負責」，演成了激烈的責任歸屬論戰，孰是孰非猶待釐清，但也暴露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水火無情，它不分縣市界限、更不會只局限在某一縣市內為患。正如高雄市長所說，橫流高雄市的惡水乃是高雄縣流過去的，因此，治水問題毫無疑問要順著水的流向，跨縣市共同整治。

當陳菊為高雄淹大水一事哽咽道歉，並強調自己不會卸責之時，民進黨高層也開口說話了：「選情終究會回歸理性。」
如果回歸理性來看，淹水這件事，也許首先該歸責於老天爺。短時間內颱風帶來的雨量，到達了兩百年最大降雨預測水準，既有的都市排水設備當然不及應付。由於溫室效應造成的氣候異常，近幾年內全球各地頻頻成災，雨量動輒打破百年紀錄，氣候變遷甚至使得過往的預測模式失靈。
如果回歸理性，對屢淹大水這事該負責的，還包括了向來有權利也有責任做國土規畫的政府。台灣長期過度偏重經濟開發，忽略了水土保持的長遠設計及治水基礎建設，使得台灣環境基礎脆弱不堪。在這方面的中央執政責任，當然包括了國民黨和民進黨。
也因此，此時此刻去區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各自該負責百分之幾，實在不是個有理性、有意義的問題。但在選舉氣氛中，陳菊說「八成應中央負責」，蔡英文說執政黨應負責比較多，這些不但是災後的卸責之詞，在這樣的時機點上，同時也都是選舉語言。為了選舉，硬要把責任推給對手政黨去負擔，不是一種誠實、理性的態度。選民都看出來這種「趁水打劫」的態度之不當，民意反彈很厲害，才逼使陳菊終於態度大轉彎，也讓民進黨說出「選情回歸理性」這樣一句話。

溫家寶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並將和美國總統歐巴馬進行會議，人民幣匯率是重要議題之一。但在這次會面之前，溫家寶在紐約公開消毒，強調人民幣沒有大幅升值的基礎，這讓歐巴馬感受莫大國內壓力。特別是十一月中旬美國的期中選舉，民主黨可能敗選的氛圍。
人民幣會成為世界議題，固是中國崛起的必然結果，而最近國際間貨幣競爭力排名，人民幣一舉超越日圓，成為次於美元、歐元與英鎊的全球第四位次競爭力貨幣，更是興波助瀾。
不過，相對於日圓，人民幣基本上還是國際化嚴重不足的「強勢貨幣」，不流通也不交易，無法透過國際公開市場進行干預與調適。若擬單靠美國一己力量，也僅止限於順逆差二千五百億美元的狹小範圍（僅占中國外匯存底總額十分之一罷了）。
就整體國際態勢言，可以明顯看到今天世界貨幣戰爭的核心場域，固然聚焦在人民幣、日圓、美元與歐元，但是亞洲貨幣與南美洲若干重要貨幣，都不免成為波及效應之下的次要戰事。

過去十年，台灣所處的大環境發生了三個重大的變化。
第一就是東亞權力平衡的變化，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越戰結束至今卅餘年間，美國的經濟實力始終維持在全球的四分之一左右。日本自二戰以後快速爬升，最高曾達到美國一半的水準，傲然站上全球第二位，但最近廿年又一路下滑至美國的三分之一。
中國大陸建政頭卅年可說是一窮二白，但最近卅年卻每八年成長一倍，速度之快甚至超過當年鄧小平的期許。據報載今年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強國。相對於台灣，大陸經濟實力已由九○年代初期的三倍，增至二千年的四倍，再到最近的八倍。大陸各省中廣東首先在二○○七年超越台灣，接著是山東、江蘇。而浙江現正加速追趕上來。
所以，台灣經濟實力雖是全球第廿五名，但身在東亞卻仍是「三大之間難為小」的格局，必須以全球百分之一的實力周旋於三國加總百分之四十（24＋8＋8）的大環境中。

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結構和家庭倫理也大為改變，年輕一代大多是雙薪家庭，只要父母生病或年邁乏人照顧，子女只好將父母或家中病患送到安養中心，起初心中有歉疚，久了也就習慣，開始每周會去看看，過一陣子改為每月一次，慢慢的三個月一次，年邁的父母就交給安養中心了。
這些安養或看護中心有些是針對身心障礙，有些是針對失智症，有些是純粹老人安養，有公立的、有私立的。公立的多是由署立或原先公立醫院附設，也有政府直接經營的，如台北市的廣慈博愛院、浩然敬老院；不過大部分都是私立的。
私立的安養和看護中心等級相差很大，有的看護多而且專業，大部分附屬在較大型的醫療院所中，有醫師和護士負責照料，但收費甚高，每個月要五、六萬元，非一般家庭所能負擔。一般的安養中心水準參差不齊。
比較普遍是價位在一、二萬元的，這樣的安養中心居住環境不講究，有些還設置在公寓裡，看護大部分是便宜的非法陸勞或外勞，有的養護中心只有三兩個看護，既不專業，言語也不通。這次被淹水的普德養護中心就是典型這種規模的養護中心。
九月十九日淹水當晚，普德養護中心已經淹水一公尺，只有兩名外籍看護，根本沒有能力將老人搬移到二樓，只好任由這十幾位老人泡在水中四個小時。直到晚上八點多才由紅十字會人員協助救出。縣長楊秋興事後非常光火，要讓普德停業。普德的負責人很不滿，辯稱一淹水他就向一一九求助，而且他安排兩位看護，也符合夜間看護一比二十五的規定，沒有人力不足的問題。
聽了實在讓人生氣，颱風天只派兩位看護，負責人自己不坐鎮現場也就罷了，還把責任推給一一九，如果一個有責任感的負責人，怎麼可能讓十幾個老人泡在水裡四個鐘頭？早在颱風來前就把老人安頓好了，即使颱風來時也會親自坐鎮指揮調度。中心內只有兩位看護，還硬要以平常時期的比例辯解。有這種心態的負責人，誰敢把家人交給他們照顧？
普德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老人安養和病人看護的問題已經是社會的一大問題，政府自己如果有能力，可以多設置安養中心；否則就要多鼓勵民間參與，民間有些做得好的，多給他鼓勵，做不好的也要給予輔導，不能放任不管，像普德連續三年考核都是丙等也沒有任何處置，可見政府規畫和管理的工作都沒有做好。
法令也要與時俱進，普德搬出一比二十五的例子就是很離譜的規定，就算在平時，夜間一個人怎麼可能照顧二十五個病患和老人？緊急時刻像是颱風天又怎能還依照這樣的規定？可見法令的僵化，立法者根本就無視於老人和病患的需求與安全。但願這次普德的例子能夠引起政府和社會各界重視老人安養和病患看護的問題，徹底做一次檢討改進，以提升經營水準，與入住者的生活品質和基本權益。

舉凡民主制度成熟的國家，政治與法律必有一條清楚界限。任何政治人物不會也不應扭曲法律，使之役於政治。同理法律執行者，更不應屈服於任何政治考量下。令人遺憾的則是台灣有愈來愈多所謂從政者，只要涉及法律事件，必然認定具有政治動機，強烈質疑法律的公正性。在如此惡性循環下，司法可信度自然降低，豈又是國家之福？
特偵組於日前搜索陳水扁新、舊辦公室，查扣五十八箱疑為陳前總統任內持有的文件。會同相關人士啟封清點，以查明是否有侵占等相關責任。扁辦對於遭到搜索一事表示，特偵組如此有效率的傳證、搜索，顯然是有計畫的政治打壓，想籍扁案移轉政治焦點，企圖將花博弊案轉變為打扁，鞏固泛藍選票。
我們認為任何法律案件，均應依照法律程序進行，也就是所謂「依法論法」，不應強行賦予政治動機。否則法律一遇到政治便擱淺或觸礁，又如何遂行法律的公平與正義？一個國家失掉法律扶持，在政治強凌下必然弱肉強食！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其實特偵組在總統交接二年餘後，才發動此一搜索可說「為時已晚」，何來打壓之說？該法第十九條「國家機密之資料及檔案，其存置場所或區域，得禁止或限制人員或限制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第二十條「各機關對國家機密之維護，應隨時或定期查核，並應指派專人辦理國家機密之維護事項」。可見對國家機密之保護是何等重視與慎重。但陳水扁卸任時居然能攜出數量龐大的總統府相關文件，且在上次特偵組查扣的五十餘箱資料中，曾發現外交與軍事機密文件。一位卸任總統縱使攜出的是個人私函件，也應事先備案，何況國家公文書怎能不加交代便據為己有？更不要說已列入機密等級的文件！
對於洩露或交付國家機密者，同法第三十二至三十四條均有相關處分規定，刑期在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對隱匿或毀棄損壞也有五年以下處分，可說罪責頗重。檢方在已扣案的文件中，是否能判定陳水扁犯有上項罪行，固有待進一步釐清，但後續偵查行動卻是必要的。更何況扁辦已明示於總統府與社會大眾，扁辦手中仍然握有五十餘箱有關總統府文件，特偵組不加搜索查扣，才是懈怠職守，與台北市長選舉何干？
檢討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可以發現國家雖有相關法律規範，然而一且遇上具有權勢者，一切規定便成枉然。陳水扁能公然從總統府攜出百餘箱文件，便是一個例子。我們雖不悉過去總統府對相關文件的流程與保管方式，但卸任總統不經備案或說明，便能帶走大批文件，仍然是國家安全一大漏洞。而打包攜出的資料，究竟包含什麼內容？當時主管人員竟一無所知，必須待檢方開箱查驗，方知涉及機密程度，在在均顯示機密文件以及公文書的保管存在很大疏失！
特偵組查扣扁辦保管文件，本就是一項法律行動，陳水扁是否私藏機密文件也仍待鑑定。相關人士實不必強加政治動機，否則法律會永遠被擋在政治門外！

      兩年多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不斷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懷疑，甚至歪曲，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馬英九兩岸政策在實踐中的失誤與偏差，公允的說，它的原意本是要堅持一條中道之路。這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從國際格局來看，馬政府的「親美、友日、和中」，就是一條台灣在中美兩強權之間艱辛維持生存的中道之路。當然，「親」、「友」、「和」三個字眼，可以很明顯的區分出親疏遠近的不同程度，於是也就有很多人批評馬政府仍然是採取「一邊倒」的姿態。然而，「和中」路線畢竟是對從李登輝時代以來的仇中路線向中間做了重大位移，也是台灣社會現實下所能做的最大幅度調整。
    　在統獨問題上，「不統、不獨、不武」，既堅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又清醒地認知到兩岸沒有立即談判統一的主客觀條件，和陳水扁執政後期步步走向法理台獨邊緣的激進路線相比，這自然是一條中道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