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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十年，台灣新聞界開始關心與報導台灣各龍頭大學的世界排名。外界做大學排名有多種不同的方法；有人訪問彙整世界學術領導人的主觀評比、也有人以科學論文之質與量做客觀排序、當然也有對主客觀數據予以加權的做法。這些排名數據起起落落偶有參差，公布之後國內大學也都各自發表評論。排名好的雖然只是名次小升卻也喜形於色；排名差的則總是說數據有偏差，低估了自己的真實地位。這樣的新聞年復一年，但論其實質改變，則恐怕相當有限。

    　了解世界學術發展圖像的人都知道，真要批評台灣高等學術的實力，則「世界百大」實在不是一個有意義的指標。如果台灣真有一所大學敢稱世界一流、對學術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則大概要到世界排名前五十，才庶幾乎近。但是衡諸過去幾次的排名，台灣最好的大學也只是在百名前後遊走。即使有往前移動的趨勢，但也動能有限，看不出來有大幅躍進的跡象。

    　台灣之所以最近關注大學排名，恐怕與過去數年教育部所推動的「五年五百億」計畫有關。這個計畫大約以每年一百億台幣的經費，去補助國內十所左右的大學，希望他們能拔尖、上進。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計，根本不是三年、五年所能看到結果。國外知名大學哈佛、耶魯等，都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歐洲的許多大學，其歷史更是長達七、八百年。這些大學之所以有今天的實力與聲譽，其實是經年累月長期蓄積的結果。如果台灣新聞界每年定期參看名次變化，以為大學聲譽就像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樣隨時可換，則實在是誤解了形勢、錯判了大學排名的意義。

    　當然，台灣人民在政府財政如此拮据情況下，每年以百億經費補助若干大學，有權力對其經費使用有所期待。但是這樣的期待只宜呈現在補助大學的制度性規範，而不宜以年年點收排名的方式斤斤計較。目前各大學對五年五百億經費的申請雖然有提計畫書，但教育部核撥經費卻是以整批撥付（block funding）方式處理，不再在細部經費使用上多所規範。這樣的整批撥付方式一方面固然尊重各大學的自主，但另一方面卻也使教育部連督促各校改進的消極功能都未能發揮。各大學若有明顯「宿疾」卻未能改善，則單單撥付經費就未必有所助益。教育部在未來五年五百億審核時，也許該對各大學現有的弊病有所提醒並列入管考，避免五年五百億在「整批撥付」的現制下，年復一年行禮如儀，完全喪失了督促改進的機制。

    　就大環境而言，台灣龍頭大學邁向世界一流最嚴重的障礙，恐怕不在於經費，而在於學術行政人才延攬的開放性與國際性。如所周知，香港三所知名大學（港大、中大、科大）的現任與前任校長，都是「開國際標」向世界延聘請來的。這些人才不但不必是本校教授、甚至不是校友、不是香港居民。不僅香港如此，美國各知名大學的校長與院長遴選，也是向外廣徵人才，甚至迴避晉用自己學校的現有教授。四年前當桑默斯卸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據了解該校遴選委員會甚至也詢問李遠哲前往任職校長的可能性。正因為這些大學完全沒有門戶之見，海納百川遂能成其大，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世界一流。

    　反觀台灣，不少拿五年五百億補助的大學校長，都是本校教師一路參與行政而「內升」。內升管道當然有其優點與便利，但若各龍頭大學所有的行政主管（校院長與系主任）全都是校內產生，就凸顯出遴選機制的弊端與人才挑選的狹窄。有一流的校長才可能有一流的大學；我們在關心國內大學世界「排名結果」的時候，也許更該關心國內大學領導人才產生的「制度原因」。雖然《大學法》遴選大學校長的相關條文已經修改，但各大學還是欠缺向外廣納人才的胸襟，在操作面仍然閉鎖於校內教師，令人遺憾。大學如果不能以開放的心胸向全世界廣徵人才，即使是政府砸下再多預算，恐怕也絕無可能邁向世界一流。

2010.09.25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