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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大陸媒體廣泛報導，今年前5個月大陸全國財政收入35470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億元，成長30.8%。大陸國稅總局官員「保守估計」，今年大陸財政收入可能達到8兆元，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財政收入經濟體，緊追美國之後。

    　中國社科院專家進一步指出，所謂的8兆元還只是「狹義財政收入」，若加上土地出讓金、社保繳費等收入，早在去年大陸「全口徑財政收入」就已超過10兆元。

    　看了這條新聞，讓人亦喜亦憂。喜的是，大陸財政稅收的高速成長，和其他國家的低成長、負成長相比，大大彰顯了中國的經濟崛起。另一方面，上世紀90年代中期，大陸知名學者胡鞍鋼、王紹光大聲呼籲當局重視「中國國家能力下降」的嚴重問題，其重要憑據就是國家財政能力的不斷下降。如今，社科院資料顯示，大陸全口徑財政收入占當年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看來胡王兩位學者的呼喊，得到了高層的重視，扭轉了國家能力削弱的危機。

    　但從庶民的角度觀之，卻有許多擔憂：國富民不富，工薪階層稅負沉重；取之於民，未用之於民（生），社會福利、教育等支出過低；行政管理開支和「三公」（公車、公宴、公房）氾濫；大搞政績工程等等，都是大陸民眾的憂慮與質疑。對政府財政收支及其運用的不信任，已成為普遍的民怨。

    　8兆元財政收入的喜與憂，凸顯了大陸財政與預算制度的改革與健全，已經是無法迴避，不容拖延的問題。

    　近年來，大陸當局屢屢表示要改革財政制度，推動預算公開，但總是進度緩慢，成效有限，範圍狹窄。問題的關鍵在於，既有官僚體制之內難以產生真正推進改革的動力，因為財政預算制度的改革，勢將削弱大小官員的權力，增加它們施政的「困難」，甚至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

    　這幾年，浙江的「溫嶺模式」，從基層鄉鎮的民主懇談會，逐漸發展成結合民眾參與和人大制度，在個別鄉鎮推動預算的民主監督、公民參與，今年更向上延伸到市層級個別部門的「參與式預算監督」，可說是大陸10多年來最具成果的預算制度改革。但溫嶺市僅占大陸面積萬分之一，這條改革之路竟艱辛走了11年，至今也無法在全市全面推廣。其中最大的障礙就在於，單憑體制內的開明官員，不足以讓改革持續推動，反容易「人去政息」。而缺乏全國性的改革氛圍與民間力量的崛起，改革也難全面開展。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台灣，由於行政權獨大，每年的預算審查也總是行禮如儀，照本宣科，國家預算始終是個黑洞。但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國會要伸張立法權，在野黨要防範執政者運用稅收拉攏特定群體，並以「看緊人民荷包」的訴求爭取選票，民意代表要凸顯改革形象和問政專業，民間團體則關注國家資源的重新分配，希望在預算中提高社福、教育等支出，於是結合學者和媒體，深入關注預算審查和制度改革。除了監督政府，媒體和民眾也轉過來要求議員提升專業，杜絕它們運用審查權力圖謀私利。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台灣的預算制度才慢慢走上軌道。

    　回顧兩岸的經驗，釋放民間動能，結合體制內外力量，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動制度改革，財政收入創新高的消息才能讓民眾喜聞樂見。

2010.07.01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