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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年，孫逸仙50歲時，偕同新婚夫人宋慶齡女士旅遊日本時所攝照片。（本報資料照片）

      對宋家人這樣虔誠的基督徒而言，這樁婚姻是無效的。孫逸仙淪為姦夫與重婚者。宋慶齡則違抗了孝道和父母的權威。

    　孫逸仙正式上門向宋嘉樹提親，宋嘉樹要孫逸仙回家去，並提醒孫逸仙他們共同的基督信仰，以及婚姻乃神聖連結的本質：他悉心撫養孩子長大，可不是為了看她們過放蕩的生活。受到與孫逸仙合作關係的連累，宋家不得不於二次革命之後流亡東京，宋藹齡便是在此嫁給年輕的金融家孔祥熙，她與夫婿同樣愛財、同樣生財有方。

    　孫逸仙把他對宋藹齡的愛慕轉移到宋慶齡身上。這女孩在1914年春姊姊成婚後，接替她擔任孫逸仙的祕書。孫逸仙和宋慶齡的戀情一直保持祕密，直到宋嘉樹有意舉家遷回上海，而宋慶齡拒絕離開。宋慶齡被押回上海，鎖在她的房內。但宋慶齡還是從窗戶逃走了，前往神戶和孫逸仙會合。宋家人兼程追趕宋慶齡，不過為時已晚：婚禮已於1915年10月25日舉行。

    　醜聞爆發 人脈受損

    　醜聞爆發。孫逸仙只說他考慮與元配離婚，但並未付諸實行。對宋家人這樣虔誠的基督徒而言，這樁婚姻是無效的。這樁婚事既侮辱他們的宗教原則，也侮辱中國傳統。孫逸仙淪為姦夫與重婚者，宋慶齡則違抗了孝道和父母的權威。衝突激烈，關係破碎。教會和華人基督徒也不能苟同這樁婚事。孫逸仙再也沒受邀在教堂發表演講，不再被奉為楷模。昔日延伸至英、美的人際關係網絡受損，孫逸仙甚至不得不向老友康德黎夫婦解釋：

    　我從你們上一封信可以瞭解，你們並未被告知3年前我在東京再婚的消息。我的妻子是在美國學院接受教育，是我老戰友兼故交的女兒。我現在正過著新的生活，彌補先前的種種缺憾：一個真正的家，和一位伴侶兼戰友。

    　我的前妻並不喜歡旅行，所以，當我流亡海外時，她從未陪伴我。她想要與她的老母親一同生活，總是勸我依照習俗再納個小妾。不過，我鍾情的女孩是個現代化女性，不能接受為人妾侍的地位，而我本身也無法割棄她。因此，我除了同意與前妻離婚之外，別無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

    　風暴漸漸平息。1917年底在廣州，宋慶齡首次隨夫婿公開亮相。此後她便經常出現在他身旁，充當他的翻譯和戰友，分享他的磨難與成就。宋慶齡成了政治人物，是革命人士獻身催生之現代中國的「第一夫人」。她是個政治鬥士，但並未主張婦女參政權。現身公共場合時，她往往穿著素雅的西式女裝：單罩套裝、搭配鐘形女帽。有張攝於1924年12月的照片，宋慶齡站在前往天津船隻的甲板上，旁邊陪著孫逸仙；這時的孫已飽受癌症摧殘，3個月後即撒手人寰。

    　照片中的少婦罩著一件華麗的毛皮大衣，穿著講究，腳踏高跟鞋，頭戴帽子顯得風情萬種，臉龐散發一抹優雅，但眼眸卻流露著哀傷。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如此回憶宋慶齡彼時的模樣，當年鄧穎超就躋身在歡迎、擁戴總統伉儷的人群裡。半個世紀後，鄧穎超立於宋慶齡的靈柩旁，追憶宋慶齡在她記憶中的身影：「我見妳——玉立、纖細、優雅、年輕、漂亮、高貴、嫻靜。」

    　夫婿病逝 慶齡孤寂

    　為了表揚對孫逸仙的追思，共產黨政權頒給他的孀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頭銜，她一直保有這個頭銜到1980年辭世。1981年，宋慶齡位於紫禁城西北的宅邸對外開放。高牆拱衛的大宅，內部陳設風格現代化，至今還可找到不少英國文學作品。一想到這位高雅女性，她的文化偏好與品味超脫國族疆域之束縛，竟然在文革罪行和動盪蹂躪下的中國，度過餘生的寂寥，不免為之感慨萬千。

    　中國輿論和史家對孫逸仙再婚的事後接納，甚至譽之為「天作之合的婚姻」，不應使我們忘記這段婚姻始於戲劇化的情節，或者忘記阻撓這段婚姻的難題，因為造成那些難題的不只是傳統的力量。孫逸仙和他的妻子必須面對，現代化過程在教會清規成見的形塑下產生的模稜兩可。不消多久，孫逸仙已成功讓追隨者和輿論接受他的再婚。然而，這段期間他種種政治動作的效果，只是更惡化他的孤立和邊緣性。

    　袁世凱的猝死，讓共和體制的暫時恢復有了一線生機。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他重新召集1913年遭解散的國會，再度實施1912年的《臨時約法》。不過，他選用的國務總理段祺瑞是北洋集團的代表，有意師法袁世凱，藉軍隊之力奪權。1917年，總統與國務總理對中國參與世界大戰的問題立場矛盾，雙方衝突更為僵化。危機在1917年夏天爆發。段祺瑞雖有能力驅趕黎元洪，解散國會，但他無法駕馭所屬的北洋集團，除此之外，這片混亂還因一場迅速流產的滿清復辟（張勳復辟）更加惡化。

    　當北京發生一連串陰謀行動時，南方將領則重新主張他們的獨立，並試圖組織一個共同的政治體系，雖然並無太多收穫。南北雙方就是從此刻開始明確地分道揚鑣，且經常處在對抗狀態。同時，在雙方陣營裡，勢力愈來愈破碎分裂的掌權者，開始以自身利益為最優先考量。軍閥時代於焉展開。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一個力量主要源自理念、擅於以理念之名動員黨人和財源的領袖，並沒有多少可以揮灑的空間。孫逸仙一方面仍忠於自己的信念——他以護法之名採取行動——另一方面，他也適應時代的限制。他信仰軍事力量且與武夫們周旋，最終幾乎和他們像同個模子刻出來。身為一個沒有軍隊的元帥，他很快便無法參與日漸主宰政治領域的戰爭遊戲。（待續）

2010.06.25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