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台北牯嶺街有許多場景是暗淡的夜晚，而北京的大院子總是在革命陽光照耀之下，這些孩子卻全都在晝與夜的邊緣窺視、掙扎、成長，迫不及待卻又遲疑猶豫因而跌跌撞撞的走進那個殘酷的成人世界。懷念楊德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

    　導演楊德昌逝世三年了。

    　楊德昌去世後不久﹐我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重看了一次。也是那段時日，我才第一次看到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In the Heat of the Sun，1994），忽然發現兩者巧合地有許多相互指涉。兩部風格完全不同的電影，卻在幾乎相同的時間（九○年代初）回溯六○、七○年代，那個年代一群同樣年齡的少年──同一個民族同時異地的青春殘酷物語。

    　在那又壓抑又躁動的年代裡，台北的男孩混太保或者北京的男孩耍流氓就像一個成長的洗禮。可是楊德昌的那一群牯嶺街少年，就是當太保也當得那樣認真那樣大義凜然。我最愛老大「Honey」那個角色，真真是個人物，那份氣質和氣度，哪裡是後來一些黑幫電影裡那批痞子混混能比得上的？把「戰爭與和平」當武俠小說讀，Honey年輕的滄桑和天真的執著簡直讓人心碎。

    　主角「小四」也是個執著得讓人心疼的孩子，他殺女友小明竟是為了她「沒出息，不爭氣，不上進，說謊，沒骨氣……」，一連串的悲憤指控，不只對那女孩，更是對他周遭那個世界，那個陌生無情得令他失望透頂的成人世界。那樣樸素的正義感道德感，那一代的人好像多少都有──尤其是少年，可愛又可哀的少年。

    　「A brighter Summer Day」，來自「貓王」普里斯萊那首「Are You Lonesome Tonight」裡的一句唱詞。貓王的美國南方口音有點含混，「a bright summer day」的bright最後那個t唱重了，被仿唱的台灣中學生聽成「ter」──brighter summer day，不通的英文卻造成意外的效果，一個陽光「更」燦爛的夏日，被用來作了電影的英文名。

    　牯嶺街社區是那個年代台灣一個切面的縮影：業餘的太保和職業的流氓，唱美國熱門歌曲的中學生，鬱悶的政治大環境，就像「警總」逮人──莫名其妙被抓去的人坐在冰塊上寫自白書，然後也許不知所終，也許莫名其妙被放出來。幾乎每個人都帶著傷痕，海峽這邊或者那邊，成年人或者他們的孩子。

    　「A brighter Summer Day」和「In the Heat of the Sun」，兩部電影連英文名都隱隱契合。雖然台北牯嶺街有許多場景是暗淡的夜晚，而北京的大院子總是在革命陽光照耀之下，這些孩子卻全都在晝與夜的邊緣窺視、掙扎、成長，迫不及待卻又遲疑猶豫因而跌跌撞撞的走進那個殘酷的成人世界。兩邊的世界都荒謬到幾乎不真實的地步，而這些孩子們其實已經受傷了，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那場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的街巷混戰，其殘酷與荒誕只是成人世界的微型縮版吧。

    　先一步走進成人世界的似乎都是女孩。「牯嶺街」裡早熟而墮落的小明令小四失望絕望，刺死她才是對她的挽救和救贖；而「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世故性感的米蘭已經是成人了，她象徵著成人世界的虛幻與遙不可及，於是絕望地愛著她的男孩，他的抗議方式不是小四的憤怒和毀滅，而是變為冷嘲，玩世──跟隨著她的成長的方式。

    　最有意思的是：台灣六○年代的那群青少年是如此認真，對比起同時期最認真嚴肅的政治年代的大陸，北京那批少年卻是那等的玩世不恭。原作者王朔和姜文的玩世與楊德昌的嚴肅，其實都是對各自社會的「反動」吧。到了八○、九○年代，兩邊的兩群同時異地成長、都曾被時代的烈日灼傷的昔日少年，以各自相似又相異的路徑長成了成年甚至中年人，以他們各自的聲音與方式說出那段難以逼視的陽光下歲月的故事。

    　楊德昌就像他最後一部電影「一一」裡，那個追尋背後的圖像的孩子，要拍給人看他們看不見的東西……

    　懷念楊德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

• 2010.06.25 中國時報 / 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