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把郭台銘推上火線。他是王金平所說的「自己人」,還是一百多名教授所罵的「台灣之恥」?

今天這個時代,要罵人,還是要鼓吹「愛台灣」,反正都是言論自由。不過,當站上公共論壇,便應降低個人好惡,盡量在事實根據上,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發言。

郭台銘以「台灣首富」封號受人注目,過去輿論頗集中於他的私人花邊新聞。現在兩岸媒體繼續以郭本人為焦點,津津樂道其行事風格。中國大陸曾有記者喬裝進入富士康廠區調查,但並未挖掘出堪稱「揭密」的內幕。而論及對人權議題的關心,西方主流媒體對此事倒也並非眾口同聲以「血汗工廠」為抨擊主題,反而呼籲留意自殺事件的各種成因。換言之,此事的來龍去脈及因果定論尚未完全揭示。

以台灣的公共利益而言,最該關切的應是勞工議題引發的產業政策走向。富士康事件以加薪作為善後手段,在中國大陸為勞資關係掀起波濤。而在台灣,由於郭台銘放話不惜遷廠回台,經濟部迅速張開手臂表示歡迎,並提出種種優惠條件,包括了提供廉價外勞的誘因。但正是此一現象令人不安。今夕何夕,連中國大陸都難以為繼的超低勞動條件,難道要在台灣複製?

政府當然想要、也需要吸引鮭魚回流,但設定產業政策要能高瞻遠矚。眾人懷念的李國鼎時代,政府的眼光和氣魄遠大,才能擔當領航者。今天不再是「大政府」的時代了,政府縱然無法引領潮流之先,起碼要把基本職責如打造良好投資環境、維護公平遊戲規則做好。卻如果政府的眼界和度量只有「提供比本地勞工更低價的外勞」這種層次,則對本地勞工、對產業升級、對強調「文化創意」的政策重點,要如何交代?

商人汲汲於己利,說來不算「不正常」。但政府的眼界應高出於個別資本家,才是公共議論的重點。在已無回頭路的普世發展洪流之中,台灣的關注眼光不能只投注在「自己人」或某一個人「之恥」的事件上;整體政策方向才是關鍵。

 

【2010.06.15 聯合晚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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