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飽受雇用員工輕生事故所苦的富士康公司，終於決定壯士斷腕，一方面調薪一倍，以杜絕「血汗工廠」的悠悠之口，一方面則斷然取消死亡撫卹金，減少員工輕生的誘因。如此雙管齊下，猶如噩夢一般的事故應會告一段落，而富士康反因其超高水準的薪酬，一時之間求職者趨之若鶩、門限為穿，成為深圳勞動者的首選。

    　富士康的風波可能因此平息，但大陸沿海地區乃至整個大陸則是風雲日漸險惡。有人說，富士康慷慨加薪，激起加工業界一片漲薪潮。其實這有些倒果為因。整個沿海地區早在富士康發生事故之前，基本工資已有強大的上漲壓力；嚴重的缺工潮以及此消彼起的罷工事件，更推波助瀾，勢不可擋，富士康只是在此溯流之下，首當其衝，不得不順勢而為。即使沒有種種事故，加工業工資大漲，是必然之事。

    　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大陸主政者。從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之日起，就埋下了工資持續上漲、勞工圍廠抗爭的種子，與台灣20多年前《勞動基準法》實施之後的情況如出一轍。不過，上自中央總理，下到地方政府與學者專家一片高喊提高勞工收入、向資本家要求改善所得分配的呼聲，更是沛之不能禦的強大勢力。因此，不僅富士康不能不調、沿海外資企業不能不讓步，整個大陸的企業部門都會面對一年強似一年的加薪浪潮。

    　以強大的公權力逼迫薪資不斷調高，以改善所得分配，促成產業升級，對許多市井百姓乃至象牙塔中的學者，都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然而這樣的經驗在現實生活中極難見到。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由於《勞動基準法》實施，股房市過度繁榮，導致加工業工資上漲而且勞工難求；其結果就是加工業一夕之間消失，台灣的高成長率腰斬乃至降至1/3，所得分配從此急速惡化，勞工薪資20年來寸步難進。

    　另一個珍貴的實例，也出現在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為逼迫產業升級，與勞工組織聯手，每年全面調升工資20%，3年之後，經濟崩潰；幸好由李顯龍主持的經濟改革委員會強力壓縮工資甚至降低中央公積金，才穩住陣腳。

    　今日的中國大陸，很像1980年代的台灣與新加坡，全面催升工資、驅逐加工出口業。如果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到後年是否如台灣與新加坡一樣陷入困境，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台灣在1960年到1980年代改善所得分配曾獲得極大成功，當時的做法是鼓勵中小企業創業與出口，與催升工資做法完全相反。

2010.06.12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