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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舉世譁然，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的校園內還矗立一座仿造的自由女神像；馬總統上任前也曾經為平反「六四」發言過，上任後兩年內不再大聲提「平反」，今年則再溫婉呼籲中共展現人權新思維，參考台灣處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經驗，誠懇面對六四，拉近兩岸在人權上的距離。

但是，「六四」真正給兩岸的大學留下什麼？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慷慨激昂的民運領袖，以及在中正紀念堂守夜的熱情青年，如今都已經四十歲以上了；當年出生的嬰兒如今正是大學校園裡的主力，這兩代之間的大學校園有什麼不同？

知名作家戴晴曾經分析過，「六四」的大學生希望向政府爭取一些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但是沒想到反而失去更多東西。在「六四」之前，大陸延續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的開放趨勢，在「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公布之後，各大學首次放權，採行「校長負責制」，此外有許多大學的改革方案也都準備出爐；但「六四」之後，一切消聲匿跡，大學收權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一直到今天沒有改變。

從大學教育的角度觀察，「六四」的立即影響是當年的畢業生就業以及留學等都出現波折，加上中國大陸的刻意封鎖，對這一代的中國大學生而言，應該是沒有太多記憶，最多是將其視為「民運」，對幾位知名領袖有所耳聞罷了。

反觀台灣的大學校園，過去廿年來正是急速擴充的年代，包括總統直選的直接民主政治，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甚至於穿越大學圍牆，包括校長在內的各級主管都改直選產生，遠比當年學生想要的還要多得多。當然問題也就層出不窮。

今天的兩岸大學生與「六四」時期的大學生所面對的環境不一樣，他們爭取出頭與生存的企圖是一致的，只是途徑不同罷了。當年的民運領袖主張要爭取政治民主，今天的青年學生則是爭取厚植實力、改善生活，包括賺大錢、出國留學等。中國大陸單只去年就有廿一萬多人自費出國留學，另外有約九十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放棄報考大學，寧可找工作賺錢；台灣的青年人也不再熱衷於政治，現實的經濟壓力逼得大家都喘不過氣來。換句話說，兩岸的經濟實力消長改變了青年學生對國家的期待，「政治民主」看來不再是兩岸大學生最重視的議題。

雖然「六四」的主角是大學生，但是展望未來，不僅兩岸的大學生對於當年的「六四」不再有感覺，恐怕類似「六四」的學生運動也會成為絕響。

【2010.06.05 聯合報╱楊景堯／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北縣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