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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正籌議推動修改「公共債務法」，要把各級政府的舉債上限予以放寬或調整。此案將在本周進行朝野協商，實已到了關鍵時刻。整體而言，修法後各級政府的負債總額占ＧＤＰ的比率，將由四十八％上升至五十一％，突破現行公債法的上限。

我們在此要鄭重呼籲政府：懸崖勒馬。若因財主單位觀念不清而貿然推動修法，這恐是台灣災難的開始。茲從幾個方向來嚴肅討論這個議題。

所謂政府公債，就是政府向人民借錢。政府現在透支借債，將來一定要還本付息，而屆時還本付息所需要的款項，至少有部分要向未來子孫去借。因此，自古典學者李嘉圖以降，每本經濟學教科書均指出：政府舉債其實就是「當代人向後世子孫借錢」。

既然公債是個當代人與未來子孫之間的借貸契約，照理說，舉債額度、舉債上限這一類的政策，都該由當代與未來公民共同討論決定。但由於許多未來子孫目前尚未出生，故若單純由當代人以國會多數決定未來子孫的負擔，顯然是一種跨代之間的不公平。如果當代人不充分顧及子孫福祉而濫行發債，則等於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子孫的痛苦上，這不但在哲學意義上不公不義，在心態上更是自私自利。

就跨代意義而言，公債問題其實是個永續發展議題。例如，近年來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將環境保育列為憲法層次的權利，因為當代人往往以種種經濟發展的理由去排放廢氣、砍伐森林、破壞生態平衡，傷及未來子孫的福祉；所以要對環境保育給予最優先的保障，其部分原因是因為永續發展事涉目前不具發言權的未來子孫，容不得現代國民恣意胡為；如果不以憲法層次的高門檻予以保障，子孫輩的環境權就會被侵害殆盡。儘管當代人會以「經建也對未來子孫有利」以為遁詞，去合理化自己對環境的破壞；但諸多經驗顯示，多數人永遠是關心自己遠甚於關心子孫，對環境侵犯的事例也是罄竹難書。故若不將環境權的位階拉高，永續發展絕對做不到、未來子孫的福祉也絕難保障。跨代環保理念如此，在概念上，修公債法上限亦當有憲法層次的莊嚴性，即使是國會的簡單多數，也不可恣意施為。

更何況，即使從現實面來看，台灣也沒有變動公債法上限的道理。政府每年若稅收不及政府支出，就會有預算赤字，而公債法所列負債餘額，約略而言就是歷年所累積的赤字總和。例如，若每年有一千億的流量赤字，十年就會有一兆元的存量負債餘額。公債法所規範的公債上限是針對負債存量，但負債累積的真正緣由，卻是稅收不及支出、是流量上出了問題。

以家庭收支做比喻，若家裡每個月的收入不及支出，月月要靠借錢來勻支，則這個家庭的累積負債就會不斷增加。公債法上限所規定的，只是累積負債的一個臨界點，超越它就會受到懲罰。如果政府只想修改公債法上限，以使自己被懲罰的臨界點不斷調高，其唯一的後果，就是掩蓋了「入不敷出」的真相，讓問題不斷惡化。

一個國家若無戰爭或如金融海嘯般的偶發性災難，就應該要在每年稅收與支出之間取得平衡。如果每年稅收不及支出，則無論如何負債餘額就一直在累積，即使公債上限提高，只是將名義上的「破表」時間延後，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對於稅收與支出不平的問題，終究要從改革稅制或縮減支出著手，將流量的缺口止住，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如果政府始終不敢碰當代稅制，卻只敢欺負未來子孫，這樣做對嗎？五年十年之後，現任的總統與院長都下台了，問題都留給繼任者，災難都由未來子孫承擔。這是負責任的政府該有的作為嗎？

【2010.06.02 聯合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