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我,對當時的人、事、物其實是茫然的,而這些人和事對我日後的歲月將會產生的影響,當然更是一無所知。我的童稚的眼睛只比攝像機多了一份情緒而已;時日久遠,影像漫漶模糊,卻是情緒依然鮮明準確。

     小學五年級唸了一半,我家從鳳山搬到高雄。鳳山在當時是個小鎮,而高雄到底是大城市,學校跟鳳山的就是不一樣。有一陣校方雷厲風行在鳳山從未聽說過的「說國語」運動:輪流選派一批學生做「國語糾察隊」,下課時間在校區各處巡邏,聽到有說「方言」的同學就記下班級和名字。我也被指派擔任過糾察隊,覺得無所適從,因為有時實在聽不清楚那個同學究竟是在說「方言」呢,還是只是說國語的口音特別重。更奇怪的是監督「說國語」的老師們,卻常聚在一起說台語;有些年紀大一點的男老師還會彼此說日本話。糾察隊也被搞糊塗了:日本話當然不是國語,但算不算方言呢?有個糾察隊員還很認真的問:「如果有同學說日本話要不要記名字?」

     被記了名字的學生會受到甚麼處罰,我倒是沒有印象。我猜想是不了了之,因為人數實在太多,下課時間隨便走上幾步就會聽到「方言」,記不勝記;想來校方到後來也不勝其煩──連老師都管不了,怎麼管學生呢?

     那個年代升初中還要聯考,所以六年級的生活從早到晚基本上就是沒完沒了的作業、練習、考試,和交不出作業考不到滿分的打罵處罰,加上無止境的補習、補習。那段歲月是我童年的夢魘。

     班上有一些畢業後不再升學的同學──美其名曰即將「就業」,其實就是所謂的放牛班;那批人坐到教室後面兩排,與坐在前面的同學生活脫節了,從此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正式排前後座位的那天,哪些人會坐到後面去,大家早就心裡有數:一定是家境最窮、功課最差的那幾個。可是有一個女生,長得白淨秀麗,功課也還可以,由於小兒痲痹症一條腿是跛的,竟然也坐到後面去,我驚愕得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時我已經感覺到:同一間教室裡同一群朝夕相處的同學,中間被硬生生劃了一道線,在線的前面的和在後面的孩子,以後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我可能永遠也不會再見到她們了。

     老師根本不理會後面兩排,隨她們去自生自滅,聊天吃東西玩遊戲都可以,只有在吵到她講課時才吼上幾聲甚至打一頓。好幾次我被惡補和考試的壓力整到厭倦不堪時,竟會生起羨慕她們的念頭──如果我不上中學又會怎樣?或者,至少,讓我坐到後面去休息幾天可以嗎?

     功課繁重得毫無樂趣的日子,日復一日,我對童年開始感到極度的不耐煩,等不及要長大──我相信唯有長大才能擺脫這樣的生活。夜裡躺在床上,看著自己的腳,閉上眼睛,期望奇蹟出現:明天早上醒來時,這雙腳變大了,一夜之間,我變成大人了……

     奇蹟沒有出現,不過終於,小學畢業了。典禮上大家唱畢業歌:「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霑化雨如膏;筆硯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歌詞很美,可惜跟這所學校聯繫不起來;有人還流下眼淚,我卻絲毫沒有感到任何不捨(許多年後才看到日本導演木下惠介1954年的老電影「廿四隻眼睛」,裡面唱的畢業歌的曲調竟然完全相同。這首歌據說跟「驪歌」一樣,原來也是一首蘇格蘭民謠)。

     小學畢業,我考上愛河邊的省立高雄女中,自此告別了我的童年。

     關於童年的回憶,其實都是後來對點點滴滴記憶的積聚與重讀。年幼的我,對當時的人、事、物其實是茫然的,而這些人和事對我日後的歲月將會產生的影響,當然更是一無所知。我的童稚的眼睛只比攝像機多了一份情緒而已;時日久遠,影像漫漶模糊,卻是情緒依然鮮明準確。

 

  • 2010.09.03 中國時報 / 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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