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國領袖第四次高峰會上月底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主題是「世界經濟的復甦與重建」。首要研議事項是在世界經濟衰退衝擊過程中,既已採行經濟激勵措施的效用問題,特別是第一次G二○在倫敦高峰會共同集資三.五兆美元的各項振興方案,迄今所見,除了促進金融產業部門的復甦活力以及各國資產投資逼近泡沫化以外,對於主要支撐經濟成長的製造業部門、工商服務業部門及民間消費買氣,似乎都並無太大起色作用。因此,如何另籌新策以訂定新的可持續激勵工具組合與做法,乃成為多倫多高峰會議的核心任務。
其次是針對倫敦高峰會改革世界金融監理體制的進程,進行第一次審議與檢討,包括IMF理事會的開發中國家發言權問題,與各主要國家中央銀行穩健經濟再成長的積極角色問題。至於為了強化對金融產業社會責任的規範,由英美兩國發動的「全球銀行稅」的建制議題,本質上很類似於托賓稅(Tobin Tax),必須讓銀行業能夠自我承擔所有風險責任,不能再一逕丟給中央銀行或政府部門負責;但在做法上則與亞洲及開發中國家的主張與立場頗有不同,各國境內採行銀行稅,目前尚多礙難,但跨國之間的全球銀行稅,則為多數國家所願意共策進行。
至於為防制新貿易保護主義再起的「促進世界市場開放」政策,則已經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一致共識,而形成共通行動決議。另倫敦峰會所確立的「世界金融安定委員會(CFS)」也在這次會議中向實體架構化運作的方向推進,算是一大成就。
事實上,G二○第四次高峰的召開,時間上正當全球經濟看似走出衰退且漸見復甦徵兆之際,但卻偏又遭逢遍傳恐有嚴重二度衰退(double dip)之國際社會大疑慮。因此,廿國領袖就以各自國情與政經理念分成兩派看法與主張。
以美國為首的凱因斯派國家,認為世界經濟的復甦,仍然極其脆弱而且不穩定,此時若因為歐債問題效應而以國家財政赤字負擔為優先考量;而竟在極短時間內,過度緊縮公共開支,勢必會立即拖累全球經濟才開始復甦挺升的勢頭,甚至會立即把世界經濟再次推回海嘯而衰敗的難局。以歐盟為代表的國家則認為,欲期有穩健而且長期可持續成長的世界經濟,首須仰賴健全且有效控管的國家財政;一旦財政失去控制,就更有可能把全球經濟再度拖回到頹敗的境地,而且真正讓所有國家皆無力免於「二度衰退」。
對世界經濟有「二次衰退」高度可能性的共識看法,可說是兩天多倫多高峰會各國領袖的一致研判,當然值得世人共所警惕以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前景。祇是關於二次衰退的咎因,觀點看法大相逕庭,一方認為是「激勵力度不足」造成的,另一方面則認為過早、過度緊縮才是。這種咎因分歧與展望分歧的原點,正是不同理念意識經濟學家的觀照分析差異所在。特別是對於「可預見」的未來,究竟世界經濟會是「因通貨膨脹而趨於險惡」的前景,還是「因通貨緊縮而趨於險惡」的前景。不同的前景判讀,當然會有極大不同的對策思維與做法出現。
因此,我們才會看到歐盟會「堅決維護國家財政的永續性,而且義無反顧地展開努力鞏固財政安全」;而美洲國家則強烈質疑,由於對歐債及日債因素的過度恐懼,已促使許多國家政府積極於強力緊縮措施,早已造成世界各地市場頻起波動,而且大大削減了全球長期經濟成長展望的美好環境條件。但是情勢顯示,G二○高峰會的結果,其實還是接納了美國籌思行動做法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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