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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逸仙在武裝討袁和改組革命黨與黃興意見不一，忠心的胡漢民此際也得忍受導師陰晴不定的脾氣。圖為1936年胡漢民（前中）抵達香港。（本報資料照片）

      編者按步入中年之後的孫逸仙，並非如同國人想像那般「成功」，反而處處與失敗為伍；作者所描繪的孫逸仙，與其說是毫無弱點的偉人，不如說更貼近於一個凡人。從二次革命敗北、政治上飽嘗冷暖、五十歲時的新婚，到廣州就任大元帥，備受地方勢力牽制，孫逸仙的晚年有諸多的身不由己與力不從心。如果細細咀嚼孫逸仙的一生，常遭各種困厄的這位革命者，若非有烏托邦理想的撐持，的確難以走完艱辛的創建民國之路。

    　孫逸仙在關於武裝討袁的迫切性問題上與黃興見解不一，然後又在改組革命黨的原則上與黃興產生新的衝突。

    　1913年8月初，孫逸仙抵達日本後受到的低調歡迎，與幾個月前他以中華民國鐵路督辦身分在此受到的禮遇，真是判若雲泥。他在政商界的聯絡人與贊助者全都冰消瓦解，因為這時每個人都將賭注押在袁世凱身上。

    　虛名總理 同志背棄

    　孫逸仙認為1913年的敗北令人蒙羞而十分沮喪。孫的評論「二次革命之役，無一黨人犧牲」，並不全然正確，但反映他對這場被出賣的革命的看法：革命黨人本身要為這次的失敗負起最大責任，他們錯在缺乏紀律且「獨斷獨行」。換言之，他們並未遵循孫逸仙的指揮，他是唯一洞察事理的人。這位敗軍之將，在1914年4月18日給南洋革命黨人的信中，陳述了他的指控：「即如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這番評論誠然屬實，但這封信函隨後的意旨就似是而非了：革命黨人當初若聽從孫的意見，他們就會拒絕定都北京，更重要的是，宋案發生後，他們便會在1913年3月馬上展開討袁，避免遷延時日；孫逸仙誤把這一點視為二次革命敗北的主因。

    　孫逸仙在東京的生活還算舒適，但他並無餘力協助流亡的同志，確保他們衣食無虞，或繼續在政治上打拚。1913年，流亡東京的數千名中國革命黨人猶如一盤散沙。很多人懷憂喪志，深信袁世凱此時已牢牢鞏固權力。黃興觀察說：「我們正歷經一段危機時期。」有些人決定遊走他鄉，前國民黨江西都督李烈鈞去了巴黎。不久之後，黃興也離開東京前往美國。

    　1913年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之前，國民黨早已是名存實亡的政黨了。宋教仁遇刺身亡後，沒有其他領導人取而代之，出面主持黨務，而且南、北兩派領導人的歧見倍增，兩派內部也存在同樣問題。孫逸仙掛名總理，但卻沒有人認定他是黨的首領，他的對手尤其不屑一顧。袁世凱在正式下令解散國民黨之前，曾經先要求國民黨開除二次革命參戰者的黨籍；黃興、李烈鈞、陳炯明等人均列名其中，但孫逸仙未被點名。同樣的，當袁世凱決定打擊反對陣營領導階層時，他以一萬元懸賞黃興的項上人頭，但並未提及孫逸仙。

    　遭政敵忽視的孫逸仙，這時也受到黨人的背棄。孫逸仙在關於武裝討袁的迫切性問題上與黃興見解不一，然後又在改組革命黨的原則上與黃興產生新的衝突。於是黃興前往美國。就連忠心耿耿的胡漢民也得忍受導師陰晴不定的脾氣，如今忠實的宮崎滔天也鮮少造訪他的老戰友。我們應該相信銀行家、未來財政部長孔祥熙（1880至1967年）的論斷嗎？這段期間孔祥熙人在東京，可以就近觀察孫逸仙，因為這兩人都來東京拜訪一戶特定的人家，即宋家，其中一人打算迎娶宋家大姐，另一人則向二妹求親。孔祥熙說：「有人認為他的不安和焦慮，已經影響到他的神經系統。」的確，孔祥熙的說辭不可盡信，因為這段說辭出現在給袁世凱顧問莫理循的祕密備忘錄上，目的是為剛回到中國的孔祥熙粉飾，祛除他與革命黨人有任何瓜葛的疑慮。不過，孫逸仙此時私生活的轉變，證明其個人危機確實存在。

    　感情風暴再起危機

    　已屆或將屆50歲的男人，邂逅23歲的姣美少婦，於是決意拋棄妻兒和少婦共譜新生活。這樣的故事情節再普通不過。這個個案之所以不那麼普通，是在於女主角宋慶齡的人格特質，宋家的聲望，以及過去20年來這個家族與孫逸仙關係匪淺的事實。他們私奔、密婚，在西方人的眼中，錯在未事先離婚，對中國人而言，則錯在未事先徵得雙親的同意。突然之間，醜聞聚焦在一位除了公共生活、一切都未曝光的政治人物的私生活上。

    　中國傳記作家從不著重勾勒公眾人物的私生活。事實上，孫逸仙在這段戀情之前的私生活鮮為人知。孫的第一段婚姻是父母在家鄉為他安排的，他育有三個子女，其中有一個男生，即孫科。不過，他的村婦髮妻盧慕貞及子女，早在1895年便移居夏威夷，都是孫逸仙的長兄在照顧他們。這段期間，孫逸仙旅居日本，有過幾段婚外情，其中一段還產下一個孫從未承認的女兒。在傳統中國，婚姻是一種社會契約。孫逸仙透過哥哥的慷慨大度，盡責地保障妻子的生活所需，其妻子也同樣盡責地產下一子，為孫家延續香火。

    　（待續）

2010.06.23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