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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溫洽溢　1894年，孫逸仙原想向清廷大臣李鴻章闡述己志並投效於他，結果無功而返，此後的孫就從被拒斥的農民轉成為反叛者，投入反清的戰鬥。

    　孫逸仙穿梭於這些圈子的悠游自在，確實教人佩服，他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他們，但又不至於為他們所利用。即便在一個以系統性開發人際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孫逸仙的這份長才也顯得異乎尋常；隨著事業的開展，孫的這份天賦也愈顯重要。

    　不過，孫逸仙熟悉的這些社會圈子，都有一個共通特點，相較孫逸仙時代中國社會的主流，它們全都屬於邊緣性團體。官僚與文人對孫家這種農民背景的鄙視之深，要一位鄉村子弟有志成為任何公共角色，幾乎是毫無可能的事。再者，朝廷中央對海外社群持有戒心，懷疑他們情感上仍效忠明室，地理上的隔閡，想必已讓他們被勢必要融入的蠻夷社會所汙染。黎民百姓和士紳都痛恨、畏懼傳教士，並鄙視華人教徒。傳統的主流階級既不認可、也不欣賞條約口岸的現代化菁英，把他們的外國文憑貶得一文不值，抨擊他們的新觀念、文化雜揉，以及他們對古典經籍的無知。看在士大夫官員的眼裡，與西方人的接觸本身便足以使這些人背離中國文明的洪流。他們被貶謫為買辦、商人、投機分子、亡命歹徒之流，全都是其心可議的社會類別。至於祕密會黨，士大夫官員認為他們是社會邊緣人的庇護所，而他們存在於既有意識形態和秩序之外的信仰，吸引著處在社會邊緣的人，就像我們（法國）社會中的黑手黨人。

    　所以，即便孫逸仙在所處社群之中站穩腳步、才情得到認可，並多方建立友好與保護關係，但在中國社會主流階級的眼中，他仍舊是個局外人。孫逸仙令人嘆為觀止的社會整合成就，因而止步於此；在這個被小心翼翼守護的傳統中，孫逸仙夢寐以求的那種成功，已經保留給那些儒家思想的繼承者與代理人，即科舉及第的人們。就十九世紀末還大權在握的朝廷官僚看來，條約口岸菁英分子對孫逸仙的歡迎，完全無關宏旨。他們無疑壟斷了權力的行使，以及權力的改革——若有任何改革嘗試即將發生的話。

    　清廷腐敗 激發變革

    　在求學期間，孫逸仙並未留下任何足以解析他這段期間政治思想演變的書寫。與孫同時代的人，彼此之間又說法不一。一場論戰應運而生，究竟彼時的孫逸仙是改革派，或者已經成了革命派？誠如前述，孫逸仙不是個沉溺思辨的人。他並不特別關注智識的連貫性與理論上的問題。他受到極端矛盾勢力的影響，而且似乎來者不拒，不受概念衝突與假設性的干擾。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孫逸仙所處的整體地緣、社會、政治環境，讓他見識並體悟到中國正走向衰亡。1923年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時，孫逸仙表示香港殖民政府的良善管理，讓學生時代的他在假期返鄉時，看清了廣東的腐敗與落後。即便孫逸仙總不忘奉承他的聽眾（在上述案例中，他的聽眾即殖民地的權貴代表），不過這樣的對照，似乎很可能確實對這位愛國青年造成衝擊。孫逸仙日後經常如此暗示，所以我們也知道，中國因1884至85年戰敗而承受的屈辱，讓他感到相當憤慨。根據孫逸仙的自傳（寫於1918年），正是因為這個事件的發生，他才決心顛覆無能保護中國的清廷。事件發生40年後的說法，雖然不免經過一些加油添醋，不過清廷的戰敗，似乎確實讓孫逸仙看清中國改頭換面的迫切性。

    　進言被拒 投入戰鬥

    　孫逸仙對變革的性質與方向，似乎尚未有任何明確的計畫。他們是否該承襲三合會所宣揚的理念，以反清復明的大旗推翻滿清？包括鄭士良在內的幾位友人提點孫逸仙，祕密會黨中澈底獻身、組織完備的成員，受過暴力和祕密行動的訓練，蘊藏著可觀的顛覆力量。還是他們應該協助清廷，經由學習西方的科技與制度，改革中國、促進中國現代化？孫逸仙一定讀過1887年2月，《德臣西報》（China Mail）所刊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出於知名香港慈善家何啟之手，他在文章中呼籲推動強度更甚洋務運動的改革。單單進口武器，然後把中國大門的「門閂」關起來，還不足以成事；當務之急應該是改變制度、拔擢有能力且熟悉現代世界的官吏，以及革新教育。中國之衰頹，究其本源其實不在於兵力衰弱，而在於無法回應挑戰，以及無法克服腐敗的生活方式、社會及內部組織。

    　孫逸仙在夏威夷的教會學校讀過歐美史。他對華盛頓和拿破崙有所憧憬，或許也已對中國的共和政體有所憧憬。然而，讓孫逸仙在眾多選項之中做出抉擇或堅定他的抉擇的，不是智識上的論辯，而是一次被潑冷水的社會經驗。1894年，孫逸仙原想向清廷大臣李鴻章闡述己志並投效於他，結果卻無功而返，此後的孫就從被拒斥的農民轉而成為反叛者，投入反清、反帝國的戰鬥。

2010.06.22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