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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的台商學校現址原為書報社，後來曾是孫逸仙在檳城的寓所，極富歷史紀念價值。（本報資料照片）

孫逸仙、黃興廣州起義失敗後匿居的青山紅樓，已成為國民黨在香港舉行雙十國慶場所。（本報資料照片）

      譯者/溫洽溢　孫逸仙的哥哥最終還是接納了皈依基督信仰的孫逸仙，而且自此之後即源源不絕地贊助這個弟弟——不管是讀書，還是幫他籌建第一個政治組織。

    　個性開明、圓融的孫逸仙，總是非常有技巧地發表針對場合的言論，以應付圍繞在他周圍的分歧和矛盾。不過，在知識層面上，我們就很難判別孫逸仙是如何統攝各方思想流派對他的衝擊。孫逸仙早在讀書時便懷抱著愛國主義，對朝廷政策的反抗立場也很清楚，不過，他的政治思想仍懸而未決、尚未成形。

    　孫逸仙第一個試圖掌握的圈子就是他的家族。家族連帶本是中國傳統的特色，不過其效用一般是將個人及其志願從屬於長輩（父兄）代表的集體利益之下。在孫逸仙的例子裡，情況恰好相反；歷經幾番波折之後，反倒是家族在服務這個年輕人。1883年，孫逸仙返回翠亨村，毀損神像，風波過後，孫父同意送他回香港繼續讀書。孫逸仙的哥哥儘管思想保守、敵視基督教，最終還是接納了皈依基督信仰的孫逸仙，而且自此之後，即源源不絕、規律、慷慨地贊助這個弟弟--不管是讀書，還是幫他籌建第一個政治組織；孫眉還是這個政治組織在夏威夷華人圈中有力的鼓吹者。孫眉另外還承擔起照顧弟弟家庭的責任。

    　起義失敗 友遭處決

    　1895年，孫逸仙廣州起義失敗後，孫眉安排寡母，連同孫逸仙的妻小4人，前往他居住的茂宜島，就近照料她們的生活。早在孫逸仙成為聞人之前，孫的家人便傾力支持他，使他毋需擔憂物質困窘，全心投入政治抱負。就此而論，孫逸仙的故事並不符合中國常情，違逆了近代中國文化與社會的特徵，即年輕人為了孝道和家庭倫理而犧牲個人抱負和才情的特徵。

    　孫逸仙與陸皓東的友誼可以追溯至他的農村孩提時代，但這份友誼卻於1895年戛然而止，因為當孫逸仙在廣州策動首次起義失敗時，陸皓東這位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即遭處決。位於香港的店鋪時常做為「四大寇」聚會場所的楊鶴齡，似乎並未在孫逸仙隨後的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過，他始終對孫逸仙很忠心。這是不是傳統中國人際關係網絡的效用？抑或該歸功於這位未來革命領導人的領袖魅力？無論何時，只要孫逸仙覺得有必要，他似乎總是有辦法重啟過去的關係網絡，不論事隔多少年。在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孫逸仙的同黨正是藉助楊鶴齡在台灣的堂弟（楊心如）之力鼓動島內的騷亂。

    　地緣連帶的圈子在縣的層級上有極大的拓展。直到二十世紀前半葉，香山縣已造就出為數可觀的買辦，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日後在香港、廣州、上海以企業家、現代化推手（modernizers）之姿而發跡。香山縣也有大量外移人口：從上海到廣州、香港，以及遠渡重洋的海外社群都有祖籍香山的傑出人士，列舉這些人的名字，就像在朗誦一部中國先驅名人錄。在一個為傳統習俗支配的社會，尤其是變動不居、地處偏遠的邊陲與海外中國，能夠表明個人的歸屬，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人際關係（必要時，還能找得到這些網絡）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無論是要尋找門路接近大買辦、（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幕僚鄭觀應，或者招募黨人，孫逸仙總會動用香山這層關係。舉例而言，孫逸仙在1894至1895年間所策動的第一次革命行動，其成員超乎尋常地約有半數是香山縣人。

    　在省的這個層級，地緣連帶自然較為鬆散--不要忘了，十九世紀末的廣東省已有約3千萬人口--不過，這些人畢竟還是真實存在的，他們就是孫逸仙革命活動最自然的支撐。在孫逸仙革命生涯的頭十年，他所邂逅、招募或共同合作的中國人之中，絕大多數是廣東人。當時機到來，即在1904至1905年間，孫逸仙已準備拋開這種區域主義（regionalism），因為彼時對他的政治生涯和計畫而言，區域主義的根基已有轉為障礙之虞。不過，即便他開始以國家的命運為己任，在他的政治思想與策略中，廣東和廣州仍占有獨特的角色。

    　新教使團 長期提攜

    　孫逸仙從海外廣州人社群中得到許多擁護和支持，他自己就是這一類華僑。此外，他也透過夏威夷的個人與家族關係得到許多奧援，透過這層關係，孫逸仙才得以認識散居南洋、美洲其他地區的同宗和熟人，這些人具有海外社群典型的流動性。

    　由英美牧師主持的新教使團，及其所屬的華人教友，在孫逸仙的教育與早期職業生涯中，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自1879年進入意奧蘭尼書院起，從一個學校轉學到另一個學校，從夏威夷轉往廣州、再到香港，整整逾13年的求學生活，孫逸仙一直都是新教使團的學生，受到新教使團的提攜。

    　大約在1880年，新教使團調整他們行動方向，從原本的宣教擴大為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行動。他們率先向中國引介西方的歷史、地理、科學和技術。他們還致力於讓大眾瞭解，西方文明不是只有科技可供借鑑：其價值觀也值得交流，而且西方世界的成功仰賴的不僅是科學的優越性，同時還在於西方世界能在一個尊重民主體制與個人自由的環境之下，動員人民集體行動的能量，組織他們的政治參與。新教教會此舉的訴求對象，除教會學校的學生及沿岸中國的專家之外，還有懷抱開放心靈的官僚和自由派人士。（待續）

2010.06.20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