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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期女子裹小腳的專用椅，椅座下的抽屜是用來放裹腳布與工具。（本報資料照片）

條約口岸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搖籃。清廷的政治哲學還是把西方人視同乍到的蠻夷，在他們尚未被驅逐或綏服、同化之前，必須要容忍他們。

    　實際上，中國社會並未恢復其穩定性。1860到1890年期間，從一連串對傳教士的攻擊行為，特別能感受到這種普遍的焦慮與抑鬱。儘管這些涉及殺害傳教士、搶劫和搗毀孤兒院的行為出自仇外、迷信的一般民眾，但他們卻是受到士紳的慫恿。承接著種族的屈辱，以及對眼中異端邪說、可能動搖既有秩序教義的藐視，許多士紳（尤其是地方菁英）感覺受到外國強權庇蔭的傳教士正在威脅他們的特權。朝廷無能為力，不管是老百姓的仇外情緒，或來自士紳階級文化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反彈，它都不敢放膽信任。廟堂之上的要員服膺現代化政策，迫使朝廷不得不與列強妥協，除此之外，軍事力量的不對稱也教朝廷莫可奈何。結果反基督教與排外的大眾情緒，其主要影響是壯大了抗衡現有秩序及不滿統治王朝的祕密會黨。地方菁英傾向在官僚體系的架構之外自行組織，不受官僚體系的節制，藉此捍衛自身的特權進而也顧及國家整體的利益。然而，條約口岸內朝廷與社會的裂縫，無疑比任何地方都深刻。

    　買辦富裕 受人敬重

    　條約體制保障洋人在沿岸地區發展商業的特權地位。剛在口岸地區成形的現代化部門是洋人帶頭創制的，而且大部分仍直接受洋人控制，不過這個過程有很大部分還是跟中國商人有關。沿岸大城彼時的欣欣向榮，提供中國商人許多發財致富的良機。其間最具優勢地位的是「買辦」，他們擔任外國商行與本國民眾買賣交易的仲介。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買辦們已構成一個富裕、受人敬重的族群，其中又以廣東人最為活躍。買辦與洋人之間的合作，產生了一個受當下環境左右的西化過程。買辦們會住在由雇主提供的歐式建築、歐式裝潢的房子；遇到特殊的場合，為了彰顯其身分地位、追逐利益，買辦會脫去長袍馬褂，換上象徵他們治外法權地位的西服。買辦與他們的洋夥伴溝通時說的是「洋涇濱」，這是一種夾雜英印語和葡萄牙語，以中文文法結構表述的語言。有少數買辦皈依基督教，雖然這通常是買辦鞏固自己在專業圈內地位的做法。

    　條約口岸 廢裹小腳

    　這種表面西化的文化雖然是混雜的（hybrid），但它已構成條約口岸內華人社會現代化的起點。舉例而言，條約口岸是率先廢除女孩裹小腳習俗的地方，也是第一個引進現代化教育體制的地方。師法西方世界的做法，首要之務就在於接納新的社會價值：現代主義被同化成西方主義。一定程度的文化滲透，便是條約口岸內的華人為經濟成就所付出的代價。

    　條約口岸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搖籃。清廷的政治哲學還是把西方人視同乍到的蠻夷，在他們尚未被驅逐或綏服、同化之前，必須要容忍他們。不過，條約口岸的居民卻另有想法。在與洋人頻繁接觸的過程中，他們很快便理解到洋人與朝中大人如出一轍地將自身特有的價值觀，錯誤地視為全人類的價值觀，或者套用李文遜（Joseph Levenson）的用語，混淆了「特殊價值」（meum）與「普遍價值」（verum）；縱使朝廷中央有意妥協並分享權力，但這些新來的蠻夷顯然既不會群體順服於漢族的意識形態，也不會有認同中華文化的一天。易言之，這種「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策略和構想，徒勞無益。沿海中國最先理解到回應西方世界的挑戰，必須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用經濟發展、社會和政治進步做為回應。沿海中國早發且蓬勃的民族主義，與他們相對上的文化異化和經濟的附庸處境是同時發展的。

    　況且，不像內陸中國操弄反基督教和排外運動的仇外情緒，條約口岸孕育出的現代主義、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並無任何排拒西方世界的念頭。反之，這類意識形態源出於與（同時被視為典範與威脅的）西方世界合作的企圖，以及基於折衷和互惠的務實作為。

    　事實上，中國不乏有識之士能快速掌握西方勢力滲透的義蘊，並提供改革計畫抵擋危難、確保國家發展。買辦、記者、前洋務書院裡的學生，都足以勝任這樣的角色。阿爾及利亞、印度這類被殖民國家，其地方菁英可藉由與法國人、英國人的合作強化他們的威望和權力，相較之下，中國這些早期的現代化理論家僅是與洋人接觸，就引起統治階級（朝廷官僚）對他們的鄙視。除非這些先驅者能獲得傳統官僚體系內朝中大員的拔擢，否則他們的構想將找不到正當基礎，因而也不可能付諸實踐。譬如，李鴻章提拔不少專家作為私人幕僚，協助他推動洋務運動。若非受惠於這樣的任命，沿海中國的現代化人士就會因不得其門而入，而無法對國家事務的運作產生任何影響力。

    　雖僅局限在中國疆界的一隅（分布在從天津延伸至上海、廣州、香港的沿海狹長地帶），且又孤絕在文化與政治的主流傳統之外，不過儘管如此，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沿海文明仍是既璀璨耀眼又生機勃勃。沿岸中國使航海中國的傳統得以延續，此一傳統是由海盜、商賈、冒險家構築而成，早在十六、十七世紀，這些人即開始扮演儒教帝國與麇集帝國沿岸的外夷——葡萄牙人、日本人、荷蘭人之間的媒介。

    　朝廷一向不信任沿海文明，認為它桀驁難馴，但是，過去它只有幾次短暫的擴張，碰巧遇上中央暫時衰落的時間點。沿海文明掙脫中央束縛的時間長度，從來都不足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牢固的政治結構，或發展成一股自主勢力，進而左右帝國中樞的意識形態和作為。

    　如今，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外國殖民地和租界在中國境內的出現，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小區塊，讓買辦、開拓者、冒險家得以躲避帝國官僚的操控與鎮壓。正是在這樣的「租界庇護所」內，與洋人的接觸才總算讓世界主義的、企業家的中國得以展翅起飛。（待續）

2010.06.17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