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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圖為1896年他在愛麗舍宮覲見法國總統富爾。（本報資料照片）

      譯者/溫洽溢　十九世紀中國的重重危機，在洋人介入的煽動下，終引爆諸多大規模叛亂，其中為禍最劇的是太平天國運動。

    　歐洲強權的步步進逼，暴露出帝國力量的羸弱。這個滿人所締造的王朝頹勢盡現（滿人儘管已徹底浸淫於漢族文化，但漢人仍視滿人是異族）。這個王朝並未在十九世紀孕育出任何雄才大略的君王，十八世紀時，明君聖主曾是此天朝上國的榮耀。繼十六至十八世紀驚人的經濟成長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經濟停滯，以及1820年代後的危機重重。

    　除了通貨緊縮、商業蕭條侵襲華東、華南富庶地帶之外，人口與農作物產量嚴重失衡的現象也日益浮現。1850年，隨著幾個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人口急遽成長，結果中國的總人口數攀升至4億5千萬。然而，農作物的生產，雖有南疆、西疆的拓墾、移民，但缺乏技術的革新，似乎無法再有突破性的成長。百姓的情緒反映出所面臨的困境，在洋人介入的煽動下，積累的怨懟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引爆諸多大規模叛亂，其中為禍最劇的太平天國運動，於1851至1864年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華南、華東。王朝似乎已在崩頹邊緣。不過，有鑑於少數漢族文官大員和武官將領鞠躬盡瘁、忠心耿耿，矢志挽救儒家文化和政治秩序，再加上洋人比較希望中國有一穩定（但不一定要強大）的力量能對付失控的叛亂，滿清帝國才得以從中復原。

    　在同治朝（1862至1875年）時，歷史給了滿人起死回生的機會。在中國傳統的歷史循環概念中，同治朝象徵暫時中止朝廷衰頹的中興階段。同治朝的統治者重整秩序，著手整頓遭叛亂與鎮壓蹂躪而人口銳減的區域。然而，同治朝的改革與現代化計畫，還是無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提並論。

    　西方世界 遲不接觸

    　對西方世界挑戰的拖延，在很大程度乃是導因於遲遲不願認識西方世界。鴉片戰爭雖迫使中國與西方國家展開貿易和外交關係，但他們並未動搖中國官員對儒家意識形態，以及築就於儒家意識形態上之社會、政治體系的信心。洋人不過是另一支蠻夷之族，若是無法將他們趕走，也只能容忍他們存在於帝國的周圍。他們被允許自治，並以次等的地位參與朝廷的經濟與行政活動，或許因而會使他們接受文明（當然是指中華文明）。簡而言之，對國際事務懵懂無知的朝官們，把洋人當作「特權許可證」的條約體系，等閒地視為「一套限制性的措施」。

    　話雖如此，不過還是有一些朝廷官員亟欲更進一步認識西方世界--這可不是因為他們承認西方在智識或文化上有任何優越地位，只是不得不同意西方在軍事上占有優勢。這種可謂中國之西化的進展，前進得十分緩慢。派遣留學生赴美的方案，1870年被採納，但到1875年又被擱置。中國首批派駐歐洲的外交官，於1880年代和1890年代早期上呈的奏章，足以證明這群權貴觀察者的無知與蒙昧。輿論--也就是文人和朝廷官員的見解--對於開放門戶仍抱持敵意，不滿於中西方進行接觸。試圖調整制度與西方建立常態性關係的努力，成果還是相當有限。洋人眼中等同於外交部的「總理衙門」，在中國朝廷的行政體系之中，其實不過是一個附屬的、無足輕重的齒輪。

    　少數像總督或巡撫這類的地方要員，從早年與洋人接觸的經驗中，獲得較為中肯的結論，而且自1860年起，便著手推動現代化政策，即所謂的「洋務運動」。這批人和朝廷官員一樣都是虔誠的儒家信徒，篤信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不過他們承認王朝兵力的不堪一擊，並讚賞現代武器的驚人戰力。借助西方科技，不失為一個維護既有秩序的良方善法。

    　中國的首次現代化嘗試本質上守舊，特徵是缺乏一致性、持續性；這也是政策失敗的原因之一。籌設兵工廠和基礎建設時缺乏通盤規畫，一旦總督調職他省或轉任他職，就有可能讓他一手建立的工業發展受挫。整整十年的努力成果令人大失所望。在李鴻章的影響之下，秉持著中國若不能同時追求國「富」，就不可能成就兵「強」的開明觀念（所謂「富」也就是必須開辦現代化經濟發展少不了的基礎建設），現代化運動的規模，確實曾在1870年代延伸至礦業、鋼鐵、紡織、現代化運輸部門。1885年，中國兵敗中法戰爭，這場導因於法國在東京（指越南北部地區）擴張殖民勢力的戰爭，說明改造後的現代化計畫乏善可陳，不過，卻還是未能帶來取向或方法上的改弦更張。除開策略採用的缺失，指揮這場現代化運動的工具性概念，無疑也是造成失敗的原因，這可用中國著名的一句表述概括之：「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洋務運動的領導人既要設法運用西方的科技，但又不願揚棄中國傳統的價值。

    　洋務運動 衝擊極小

    　這種半調子的現代性，無法激發任何政治上的實際變革，所以，洋務運動最終只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產生非常小的衝擊。洋務運動若真有什麼實際衝擊，大概就只有造成某些重要地方巡撫權力的坐大，他們控制了現代化製造的胚胎，還強化了他們之於中央政府的自主性。所以，門戶開放歷時數十載後，中國的變革仍微乎其微。同治皇帝駕崩後，北京朝廷為同治身旁守舊的滿族親王把持，爾後權力漸漸落入同治的母親、曾以其子同治名義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手中；時至光緒朝（1875至1908年），她再度藉外甥、內侄之名垂簾聽政。洋人的活動範圍仍局限在帝國的南方和東方，順著海岸線從廣東延伸至上海，其活動本質主要還是商業的。對帝國官僚而言，盛世的錯覺還未破滅。更令人詫異的是，中國的力量仍繼續贏得其衰亡的見證者，同時也是部分貢獻者的尊重（即洋人）。（待續）

2010.06.16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