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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衛生署出資、中研院負責執行的「台灣生物資料庫」先期計畫，執行期間爭議不斷，因而制定《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且於今年二月公布實施。但該法制定時未將公衛緊急措施納入考量，可能會對相關領域的國際合作造成阻礙，衛生署應及早思考解套方式。

    　首先，該法在對於社會弱勢族群如原住民的保護與反歧視方面，與國際趨勢不符；但在對於生物樣本的用途與國際分享方面，卻堪稱全球最為嚴苛，適足以阻礙台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參與，尤其對於公共衛生緊急危機處理的潛在衝擊，最為堪憂。

    　首先，該法大幅參考愛沙尼亞《人類基因研究法》，卻比愛沙尼亞法律更嚴苛。殊不知愛沙尼亞法律是制定於二○○一年，當時基因科技才剛開始萌芽，國際合作的「人類基因體計畫」也還沒結案，疑慮很多，因此立法嚴苛是能理解的。反而台灣在國際間積極尋求互惠合作、且相關科技漸趨成熟的二○一○年，卻制定一個比愛沙尼亞的過時法令更為嚴苛的法規，似有矯枉過正之嫌。

    　例如，愛沙尼亞有條件允許生物樣本輸出或儲存境外，且明文允許公共衛生用途。反觀台灣，卻禁止生物樣本輸出或儲存境外，沒有任何例外，且不允許從事任何「生物醫學研究」以外用途。即使「生物醫學研究」可擴大解釋為包含「公共衛生緊急狀況」，但當台灣面臨緊急公衛危機，而本身無法解決時，台灣也將因為無法輸出生物樣本，而無法與先進國家機構或實驗室合作。

    　在反歧視方面，愛沙尼亞法律禁止基因資訊用於任何歧視目的，尤其在就業與保險方面；相對的，美國也在二○○九年通過《基因資訊反歧視法案（ＧＩＮＡ）》禁止基因資訊用於就業或保險歧視，反觀台灣的《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卻對此隻字未提。須知某些「生物醫學研究」本身可能即隱含社會歧視之目的或用途，並不是只要在生物樣本提供者的同意權上嚴格把關就可杜絕歧視。

    　擴大國際醫學參與是台灣一貫的政策，不分黨派。但國際參與並非只有爭取參與世衛大會一途，目前以歐盟成員為主的國家已在倡議人體生物資料庫之國際合作，大陸也早已與英國劍橋大學等機構建立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反觀國內的相關計畫舉步惟艱，再加上《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的過度束縛，恐怕雪上加霜。

    　身為「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的主管機關，衛生署應及早開始尋求解套，以免緊急情況出現時措手不及。但是，怕只怕該法已在字面上將可能的彈性寫死，衛生署能做的只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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