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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這兩天舉行氣候變遷國際高峰會，邀請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斯壯及日本能源專家，從不同層面探討因應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及節能減碳等重要課題。與會大師及專家提供了很多的寶貴建議及作法，關鍵在於人人都能為環境盡一份心力；人人之中，當然包括擁有分配權的政府，但政府要做的可不只是隨手關燈、節用衛生紙、不穿西裝省冷氣，還要從更宏觀的視野，思考更具外部公共意義的政策，例如綠稅。

馬英九總統曾在2008年政策白皮書許下推動綠稅，讓台灣成為全球綠色公民的承諾。一晃眼，兩年過去，台灣在溫室氣體排放及因應氣候變遷政策的表現，卻是一年不如一年。根據國際環境智庫2009年公布的評比，台灣2010年抗暖化展望總評比，從「中等」調降到「差勁（poor）」，全球排名從第32名滑落至第47名，不僅落後南韓，甚至與碳汙染大國中國大陸與美國並列後段班。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國家，製造業是經濟命脈，當經濟與環保被放進同一命題時，政府的難為可以理解。最近，苗栗大埔徵地衝突、中科三期停工處分、中科四期相思寮徵地事件、國光石化在濁水溪岸設廠爭議，以及雲林六輕大火的公安意外等，種種環保與經濟勢不兩立的抗爭，對照政府閃爍其詞的反應，實令人擔心這種不確定性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變數。這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更不代表只能在兩者之間拉鋸，愈來愈多的國家選擇以稅制做為緩衝的平衡點，並有成效。低碳經濟是發展經濟卻不必犧牲環境的新顯學，而綠稅正是重要推手。

京都議定書將在2012年驗收工業大國第一期承諾減碳目標，台灣雖非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但排名世界第18大貿易國，台灣人均碳排放量更是亞洲第一、全球第18。據評估，台灣每賺進1美元，就向天空排放0.5公斤的二氧化碳，缺乏資源的台灣靠出口創造財富，但提升GDP的背後也意味著偏高的排放，在後京都時代來臨時，將會遭到國際以課徵碳關稅等貿易手段制裁。政府若再不警覺台灣該為環境盡一份地球公民的責任，重經濟、輕環保的結果將是雙輸。

使用者付費的稅費制度，具有改變產業及消費習慣的強大能力，已被多次驗證。近者如台灣，台北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措施，促使北市垃圾減量六成；遠者如丹麥，自1980年代開始扶植綠能產業，不僅採取高油價政策，也課徵碳稅，丹麥的國民所得未曾因此稍減，農業與風力產業更是全球聞名。事實證明，防制能源被不當或過度使用，最有直接效果的方法就是價格機制。

就稅費精神而言，台灣不是沒有綠色稅制，只是問題重重。油氣類貨物稅、汽燃費都是對能源及使用者課稅，一年稅收雖近千億元，但因多數不是統籌統支，能源稅收散見各部會的小金庫，以致各行其事，使政府失去整合綠稅財源、推動低碳經濟的籌碼，也無引導產業將外部汙染成本內部化的能力。而台灣長期採取的低價能源政策，能源使用效率偏低，也坐實環保界「用汙染換成長」的指控。

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2010年初完成任務編組退場後，20項改革議題至今只有「綠稅」走向不明。2010年即將過去，台灣對抗暖化的政策進展三年來一路掛零，國際評價是「差勁」。賦改會委員提出十年為期的能源及環境稅主張，要以綠稅負擔刺激產業轉型，再用綠稅收入協助能源使用者調降所得稅的雙重紅利計畫，原為兩全其美之策，但遭行政院喊卡後再無下文。綠稅是馬總統的承諾，政府不能兩手一攤，毫無作法。

【2010.08.26 經濟日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