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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籌拍《國父傳》紀錄片，「史觀派」與「人性派」吵得不可開交，其實仍待「公開招標」，一切都言之尚早；相對而言，大陸方面已在籌拍《辛亥革命》，未聞「史觀／人性」之爭，只說必是「史詩」級的世紀巨構，將由台灣演員趙文瑄飾演孫中山。

《國父傳》是為中華民國一百年國慶而拍，《辛亥革命》則是為武昌起義百周年而拍；同一題材，卻各自貼了不同的政治標誌。這兩部片子，可謂將是兩岸六十年來首次運用大眾媒體（影片），對「孫中山」及「中華民國」同時提出論述與詮釋，這當然會被視為是一場歷史詮釋權的競賽。

《國父傳》是紀錄片，須有歷史論述的深厚功力；《辛亥革命》是商業電影，須斟酌市場口味。想像中，這兩部片子至少皆應有超越香港影片《十月圍城》之處；雖然該片在香港得獎甚多，片中的孫中山也能進入觀眾心中。

已經有人開始擔心：《國父傳》的成績會不會不如《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在一百年國慶拍《國父傳》，這不該是應景之作，而應當要用中華民國一百年積累的歷史心得，拍出一個「史觀」與「人性」交融的孫中山來。何況，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又已大體實現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權與民生（民族問題不是台灣單方面所能解決，是兩岸共同的課題）；台灣具有這種「主場優勢」，其實沒理由認為《國父傳》會不如《辛亥革命》。所以，台灣倘以「紀錄片」這種主觀操持為主的手法，竟仍不能為「孫中山加中華民國」拍出一篇「史詩」，恐怕只能責怪製作者技不如人了。

大陸籌拍《辛亥革命》，可以視為進入歷史的「客場」；因此，如今發願以「史詩級」的標準來籌拍《辛亥革命》，僅以此種膽識而論，已可給予高度肯定。因為，這可能表示，北京當局在「孫中山」或「中華民國」這類題目上，不但願意面對觀眾，也願意面對歷史。有了這種膽識，始有可能拍出一篇「史詩」。

對於北京當局而言，孫中山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也不只是「革命先行者」或「現代中國之父」；更重要的是，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黨的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而中華民國正將在台灣慶祝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一百周年國慶。所以，北京當局籌拍《辛亥革命》，這可能亦意味著，中共不但願意面對歷史，也願意面對兩岸的現實。

人死不能復生，但「歷史」卻是會「復活」的「生物」。孫中山已死，但孫中山的歷史在大中國的歷史上卻已然死而復生。由於國共內戰在一九四九年分出勝敗，勝者壟斷了歷史詮釋權，將「辛亥革命」降格，將「抗日戰爭」扭曲，孫中山也同時失去了應有的且當之無愧的歷史評價；但是，當去年中華人民共和六十周年國慶之日，孫中山是天安門城樓上胡錦濤等人看得到的唯一巨像（毛澤東像在腳底城牆上，胡錦濤等首長看不到），且「馬／恩／列／斯」四位革命導師的巨像也早已從廣場消逝多年。可見，歷史會因現實的權力操作而暫時傷病或死亡，但孫中山與他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及「天下為公」的思想，卻必然將在中國的大歷史上永垂不朽；相對而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父傳》卻正因「史觀派」與「人性派」而爭論不休，還要「公開招標」，這難道是「史詩」的高度，還是把《國父傳》當成一齣相聲，只問抖出的包袱能否「動人」？

本報今年《元旦六論》系列社論指出，台灣是一個「辛亥革命的中華民國」與「二二八的台灣國」交相鬥爭的社會，使整個台灣成為「歷史的囚徒」；且不論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但大家難道不能理解，堅持孫中山這個國父，與已然實踐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是台灣過去及今後生存發展的最大與唯一支撐？相對而言，北京拍完了《建國大業》，又拍《辛亥革命》（其實是另一部《建國大業》），此種「歷史解嚴」的膽識，令人刮目相看。

我們祝願《國父傳》及《辛亥革命》皆能有「史詩級」的成績，且如本報《元旦六論》系列所言，寄望兩岸從此能以孫中山作為共同願景的主要聯結。

【2010.08.14 聯合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