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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Enclosure）乃是古老的土地掠奪形式，東西方皆然。如果用現代的說法，它算得上最粗暴原始的土地徵收手段。

古代中國官大民小，官吏豪強「圈奪」民地之事稀鬆平常，及至滿清入關，「圈地」這個詞首度正式化。清史稿《食貨志》即指出，順治元年（一六四四）順治遷都北京，為了安置八旗家戶，遂將許多漢人土地「圈地」撥發旗人使用。後來順治死，康熙八歲嗣位，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治理國事，鰲拜即在八旗之間玩弄各種改地圈地手段，以遂其權力鬥爭欲望，搞得旗人漢人皆怨聲載道。到康熙八年（一六六九）他已長大到十六歲，無法再容忍鰲拜的擅權亂為，遂將其逮捕並禁錮終生。康熙皇帝也下令，將一六四四至一六六八年廿四年間朝廷的所有「圈地」發還，並禁止再「圈地」。康熙皇帝尊重漢人土地權利，發還劫奪而來的土地，縱使以現代標準而言，他也當得上仁君之名。

至於西方的「圈地」，從英國安如王朝（一一五四—一四八五）、都鐸王朝（一四八五 —一六○三）、斯圖亞特王朝（一六○三—一七一四）歷代皆有之。「圈地」最厲害的是都鐸王朝時的亨利八世，他用被稱為「魔鬼之腸」（Devil's gut）的鐵蒺藜網將地圈起，農民全被趕光。

昔日英國各王朝的圈地史，同時也是一部農民抵抗史甚至起義史，安如王朝時的「圈地」，使得山林俠盜羅賓漢這種英雄好漢竄起，也使得農民起義大盛；除了大規模動亂外，圈地也出現許多農民報復行動，以寫《魯賓遜漂流記》聞名的笛福，當年也是朝廷的政治密探，將各地的政治問題寫報告給英王。他就將當時財政大員蓋伊（Henry Guy）搞圈地惡行，引發農民報復，到他田裡破壞及縱火的事情寫了出來。蓋伊後來因貪汙被關進倫敦塔監獄。後來亞當斯密在回顧反省「圈地」時代事蹟，即明言那是一種對農民的不公平掠奪。

過去的「圈地」，無論東方西方，都是君權王權時代的產物，那種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圈點民地又算得了甚麼？延續「圈地」這種權力行使而來的土地徵收，過去由於官民權力不對等，無論手段、程序、補償，當然也都同樣反射出這種不對等性及不公平性。但近年來，全球對這個問題已出現強烈的反彈與反省。造成這種情況的主因有兩大結構性原因：

當代富國強權在土地及資源爭奪上日益尖銳，不但對內「圈地」，甚至還對外「圈國」、「圈海」，它已造成全球人民民權、農權、生存權、環境權、糧食權這些權利觀念的匯合與重建。這些權利已成了一種終極性的主權，不再是有權有錢的人說了算，要老百姓說了才算。土地撥用及徵收的人民主權特性，已不是客氣柔性一點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有絕對必要的公益性才可成為徵收的唯一要件。如違背徵收承諾就要土地復舊發還！

現代總體的經濟計畫，早已察覺公私體制經常都「利潤歸私，成本歸社會」，被外部化的社會成本則反過來成了私人利潤。例如圈森林為牧場養牛，加上未列入但由整體分擔的環境成本，一個牛肉漢堡至少要兩百美元，圈海捕魚及圈國開礦，只會造成人民的愈來愈貧窮。以前人們控告詐欺，都是用「受害損失」來計算賠償，這是不對的，而應改為按「詐欺者期望獲得的利益」來計算才對；基於同理，徵收土地也應由農民「現在的損失」改為「徵收者意圖得到利益」來重新計算或折衷，否則都是掠奪與剝削。

目前全球由於許多新問題和新意識興起，過去習焉不察做法已受到強烈的反抗，全球「反圈地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小環而已。台灣的反圈地農民生存主權運動，各界都不要低估了！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