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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爆發法官集體收賄的事件，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黃水通、司法院院長賴英照紛紛請辭，賴院長的辭職並已獲得馬總統的批准。賴院長勇於承擔的風骨，相信贏得多數國人肯定，而藉此建立責任政治在司法行政的適用，也就是因法官人事任用不當必須接受問責的文化，顯見我國的民主法治更臻成熟了。

    　其實，今年六月台北地方法院院長因為該院金融專庭籌設風波、扁案分案爭議，而在院長任期屆滿前遭到撤換的事例，已為這問責文化開啟了曙光。這次二位院長因為法官集體收賄而請辭，更讓從事司法行政的各級法院院長、廳處首長有所覺醒：司法行政不能再躲在審判獨立的大纛下，迴避民意政治、責任政治的監督，想要做濫好人、想要官官相護，就別從事司法行政工作。

    　或許讀者會懷疑：民意、責任政治本是民主法治國家的精髓，而我國早已是民主法治國家，為何本事件開啟司法的問責文化？事實上，在過去威權體制、一黨獨大的戒嚴時期，司法是為政治服務的，政治部門可輕易干涉司法，本無所謂的問責文化。解嚴後，「審判獨立」喊得震天價響，在矯枉過正的情況下，司法政策、法官人事決定不當的問題，也都遁入審判獨立的大纛下，因而迴避了民主監督、制衡的可能性。

    　然而，公平正義是古今中外人們追尋及確立的共通價值，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主要行為準繩之一。這次竟爆發法官集體貪瀆事件，讓人們驚覺司法正義是可以用錢解決的。由於民怨的反撲，「人民還要忍受司法多久？」的質疑聲浪，也才有賴院長的請辭，開啟了司法的問責文化。

    　問題是無論何人接任司法院院長，如何解決前院長翁岳生所說：「我國欠缺優良的司法傳統」；或賴英照所說：「擔任司法院院長兩年九個月以來，為處理制度及人事問題，讓我身心俱疲」的困境，才是最為關鍵。因為兩位院長說的都是實情，畢竟他們不是出身司法審判系統，對於司法體系的人事糾葛、機關掣肘，確實無可奈何。

    　原因所在，在於我國的法官選任是採取「考訓模式」，絕大多數法官出身司法官訓練所。這種法官集中學習訓練制度所造成的期別排序，本就容易影響法官的人事決定事宜，加上我國法官的人事審議是採取法官本位主義，司法院人審會全由法官擔任的結果，恩怨、年資、期別及意願成為主要決定因素。

    　所謂的適才適所、針對表現擇優汰劣等彰顯是非、正義的作為，很少是我國司法人事行政的考量因素。更遑論因為處事圓融、不得罪人才是擔任首長的主要條件，則有多少人會甘冒大不諱，將不適任、人品有瑕疵的法官移送自律、懲戒？這也正是這幾名遭收押的法官明明多數早已「惡名」在外、名列「正己專案」多年，卻迄未遭到行政懲處，甚至可當選人審委員、自律委員的深層因素。

    　本事件的爆發，是我國司法的危機，卻也是司法改革的契機。研議已二十多年、具備淘汰不適任法官機制的《法官法》草案，大概沒有朝野黨派敢阻擋了（如果有，國人應該在年底五都選舉中用選票加以制裁）。問題是針對前述法官本位主義所造成的官官相護問題，司法院、行政院會銜送出的草案，並未對現行人審會制度有所變革。

    　筆者衷心的建議，法官人事審議不應只有民主化，更要多元化。因此，應將草案第四條司法院人審會與第七條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功能結合，並仿效第七條規定，將其成員由法官、考試院、法務部、律師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同組成，也就是由多元委員組成的人審會審議法官人事事宜。因為藉由多元意見，不僅可減少偏聽、避免學者型院長受實務界出身副院長、廳處首長的蒙蔽，而慎重審議法官人事案，更可避免類似法官集體收賄、司法院院長深陷法官人事泥淖事件再度發生。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