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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點軍校現在開設倫理哲學課程（見圖，美聯社）。
      從入侵伊拉克到撤軍以來，美軍陣亡的超過四千人，但是伊拉克平民死亡的數字更高。根據不同機構的估計，因暴力而死亡的平民人數介於九萬七千至十萬六千人之間；而目前戰事還方興未艾的阿富汗，近三年半來，平民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七千。
    　戰爭中，軍人的死傷是很自然的，不過為什麼平民也會死傷慘重？軍隊的說法稱這些死亡是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就是在戰鬥中被牽連死亡的平民。

      《中國時報》報導行政院通過「充實社工人力計畫」，預定在未來的六年內陸續進用政府社工一千餘人，並在十五年內完成半數以上納編。看到這裡，身為社工人員的一分子，不禁感到喜憂參半。喜的是，近四十年來，社工人員在社會角落的付出，得到了某程度的肯定；憂的是，實踐這個計畫，困難重重。
    　首先，中央開票、地方埋單。依據過去政府在遭逢社會關注的重大事件之後，中央政府會迅速做出回應，並在次年提出令大眾為之振奮的方案，通常就是允諾增聘專業人員，以期「解決」這些社會議題。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這些方案通常中央要地方政府「六四分帳」，也就是地方政府要自籌六成經費。所受的影響是許多財政拮据的縣市政府只好以「沒錢就不聘人」為因應，造成社工人力在方案轉換中不斷折損、虛耗，寶貴的處理案件經驗無法留做未來進步的基礎，間接拖慢社工專業進展。
    　其次，縣市首長、各吹各號。就社工人力員額方面，已有某剛升格為準直轄市的縣長已經率先承諾增加社工人力，並在本月通過組織編制；因為這位準直轄市縣長理解到，社工人員不僅需要具備對人的高度熱情，對他人所遭逢的痛苦感同身受；更需要有效能的做出專業抉擇與處遇，讓服務輸送能更具效益。

      從事新聞工作多年，有很多樂趣與成就感，這自不待言；相對地，當然也有不少苦悶與挫折感。對於後者，感慨良深，特別是一些所謂的熱門卻未必營養的新聞，如何適切處理，兼顧市場、品質與品味，最是惱人。最近就有兩個例子，一個是「補教人生」的拖棚歹戲，讓我看到了新聞裡的「氣」；另一個，就是因「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兒少案件所引發的民怨，以及層出不窮的性侵新聞裡的「痛」。
    　由狗仔隊跟拍到開車「喇舌」而引爆的補習班兩大名師緋聞，因為證據確鑿，圖文並茂，進而發展出兩男兩女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原本是一套扎實漂亮的社會新聞，但整個事件的後續演變，就像近年來興起的「怪咖」新聞，如柯賜海、許純美、孫仲瑜般，逐漸脫軌失控，沒完沒了，成為媒體與讀者、觀眾又愛又恨的怪獸。

      古代政治為人治，當皇帝的自比為天，高於一切律法之上，因此遠自上古開始，即有「赦」這種名目，古代的「赦」有將近二十種名稱，包含了今天所謂的大赦、特赦、減刑、假釋等全都在內。
    　在古代的統治術裡，皇帝為天，他有權去解釋上天的意旨，據以合理化自己的統治。於是，以「赦」為恩，收買人心，將它和上天之仁拉扯上關係，遂成了帝王統御的重要環節。而除了這種迷思意義外，古代庸吏酷吏多，法治又不嚴格，庶民容易惹禍上身，此即所謂的「囹圄如市，悲哀盈路」，這時有個皇帝出來「赦」一下，也未嘗沒有救濟之效。
    　只是，古代的「赦」在過去的時代脈絡裡有著一定的意義，但由「赦」的實踐，我們卻也可看出，盛世所開創的「赦」，多半沒有甚麼好結果。古代通常都是愈亂的時代，統治者愈喜歡玩「赦」的遊戲，企圖收買人心。但政治的鐵律是，人心的歸趨是看有沒有能力，有能力者能為人民造福，自然會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不能為人民謀福利，「赦」愈多反而朝代愈走下坡。
    　在「赦」的歷史裡，三國時代諸葛亮治蜀十四年，只「赦」了兩次。這也印證最基本的道理，統治者收買人心靠的是治理能力和政績，假借名目而玩著「赦」的遊戲，除了可得到模仿帝王的自我快感外，和人民又何干？唐太宗為古代皇帝，當然也會搞此赦罪的權力遊戲，但他對此則實有超過時代的見識，因此才會說出如此擲地有聲的名言：「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倖免也！」以及「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中日之間關於釣魚台主權的爭議，以溫家寶先在聯合國一席中國絕不會在領土完整上退讓的演講，與東京接著釋放中國船長，作為告一段落，看似北京占了上風，實則最大的勝家當然是遠在天邊觀虎鬥的華府。
    　美國是當前世界秩序兩大主要論述的掌門人，一是主權秩序觀，二是全球治理觀，兩者共同構成了華府進出世界各地、遂行干預的理論基礎。華府的主權秩序觀決定了一項特定行動是否屬於干預，全球治理觀則決定了什麼樣的干預是符合正義的。
    　中國與美國抗衡的主要論述也有二，一是主權秩序觀，二是和諧世界觀，兩者共同構成北京批判華府遂行干預的理論基礎。北京的主權秩序觀主張不論是什麼藉口的所有干預皆不符合正義，和諧世界則揭舉了互不干預的相處之道，亦即相互尊重。
    　華府曾急於邀請北京參加全球治理行列，而北京也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自況，唯不旋踵即發現，所謂負責任大國的身分所衍生出來的，是要對其他國家透過多種制裁方式，來改造其內部政策與制度，北京因而產生警覺，不願與華府為伍，進而引發歐美各國以北京在面對如朝鮮、東帝汶、蘇丹、緬甸等失敗國家時拒絕干預，而大加撻伐。尤有甚者，全球治理更成為歐美有心國家對中國自身治理問題的指手畫腳，北京一概以主權完整為理由拒斥之，北京對全球治理的立場，轉而主張由各國自我治理。

      派克斯生前獲得無數榮譽，包括總統自由勳章和國會金牌。死後停靈國會大廈，其雕像亦永存國會。她堅持人格與尊嚴的行動，從公車拓展到全世界，而成了照亮人類平等與自由的一盞明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四十二歲的女黑人蘿莎．派克斯（Rosa Parks）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搭乘公共汽車，她和另外三個黑人坐在前面的白人座。司機命令他們讓坐，三個黑人乖乖聽命，唯獨派克斯堅持坐在原座。白人司機要她站起來，又遭拒絕，司機叫警察上車逮捕她。派克斯的堅持與不屈，帶動了蒙哥馬力全市黑人罷坐公車運動，亦觸發了南方黑人要求黑白同車不分座的抗議行動。最高法院終於裁決公車黑白分座違憲，派克斯為黑人的尊嚴和權利而勇敢拓荒的精神，被美國國會尊頌為「民權運動第一夫人」。
    　個子嬌小的派克斯，身上流著黑人、印地安人和白人的血液，生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她在一九三三年高中畢業，那時只有百分之七的黑人讀完高中。她的丈夫是個理髮師，同時也是黑人最大的民權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會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派克斯開始活躍於民權運動，成為協進會蒙市分會會長的秘書；那一年的一個下雨天，一個白人公車司機命令她下車，再從後門上車，她一下車，公車卻立刻開走。
    　派克斯並不是第一個不讓位給白人乘客的黑人，過去已有幾位黑人因不讓座位而被逮捕，但唯有派克斯的行動掀起了滔天巨浪而改變歷史。在派克斯拒絕讓座前九個月，有個十五歲的女黑人柯洛狄特．柯文（Claudette Colvin）不讓位而被抓起來，柯文是個脾氣暴躁的女生，白人警察逮捕時，她一面大吼、一面用粗話大罵。黑人民權組織原本打算利用柯文事件控告公車公司歧視，但後來發現柯文和一名有婦之夫有染並懷了孕，這個構想只得作罷。

當他正要轉身和一位客人說話時，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便仰身 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
有人，如胡在美國的學生、史家唐德剛說胡適不知不覺地，被他的 老師杜威這個糟老頭子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此說或可討論，至少胡 在蔣介石集團裡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為新任中研院院長、學界領袖的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 連任總統，同時反對為連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置黨章國法於不顧強 行修憲。對此，蔣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蔣經國更是異常惱怒，甚至有 「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諱胡本人的國際影響而遲遲未動手。
胡適出任中研院院長時，於繁雜的公務中，仍沒有忘記書生本色， 在南港利用公務間隙，對研究了大半生的神會和尚窮究細研。所著《 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劉澄集》 終於脫稿。正是這部耗損了胡適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脫稿的當夜 即心臟病復發，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醫學院就診， 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發布時間：99年9月26日16時30分
有效時間：9月27日起至10月3日

本報《元旦六論》及《兩岸解藥：從統一論到連結論》系列社論，討論兩岸議題，在兩岸皆見回響。其中有一種來自台灣內部的說法是：在兩岸局勢中，台灣像是一條船在大海中航行，船長須當舵手，豈可隨波逐流？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口號，也是專政圖騰。將主政者與人民的關係，比喻成舵手與乘客的關係；這是封建政治文學，但未必是民主政治的生理。
「舵手論」認為，在兩岸政策上，「由於馬政府的思維是跟著民意走，而非引導民意」，因而認定馬英九是「一個沒有方向的舵手」。「舵手論」者也反對「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人決定」的說法，認為馬政府在兩岸政策上應有「引導民意」的作為，當一個主導方向的「舵手」。
其實，在民主政治中，「主政者的意念」與「民意」，二者並非分割與對立的概念。主政者從民意中提煉政策，及民眾受到主政者情操的感召，二者相激相盪，皆是民主政治的正常生理。據此以論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在扁政府八年的動亂之後，標舉「不統／不獨／不武」，完成了三通直航、簽訂了ECFA；這恐怕不能說馬政府「沒有方向」，亦好像不能說馬政府「隨波逐流」，也似乎不能說馬英九有虧於「舵手」的角色。我們認為，現階段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大致反映出主政者意念與主流民意在此階段的最佳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