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本報19日黑白集「憨慢不是美德」，批評郝市府對花風暴因應遲緩，使花博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汙蔑。但追根究柢，民進黨議員以偏頗的取樣和不實的指控，把尚未開展的花博打成黑幕重重的公共工程，才是辣手摧花的罪魁禍首。在野黨假制衡之名監督市政，可以只問政黨收益而不計國家社會的損失嗎？
在野黨監督執政者，是民主政治必要的防腐機制，沒有人會反對這點。關鍵在，監督的目的是在維護公眾利益，防止掌權者濫權貪腐，而非無端興風作浪；監督的手段亦應符合理性原則，協助民眾辨識事實，而非一味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從目的和手段兩項標準看，民進黨議員藉空心菜、九層塔、竹涼亭等議題，猛烈炒作出一場「花風暴」，恐怕禁不起「公共利益」及「理性原則」的檢驗。
先談理性原則。這次花博展出的花卉、果蔬等園藝作物近三千多種，計三千萬株植栽；在這麼浩大的工程中，僅發現四種植物價格明顯偏高，應是意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作物是沒有問題的。如此繁複的展覽而有這麼高的妥適比率，若從積極的角度看，其實也很是值得市民肯定與驕傲的治理能力，不是嗎？一般家庭採購的誤失率恐怕尚高於此。

主計處公布了2009年的所得分配統計後，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再度成為媒體與政府關注的焦點。
衡量所得不均度通常有兩種指標：吉尼係數與大島指數（Oshima index）。所謂大島指數，就是將所得分配分成數個等分，然後計算最高和最低組平均所得的比例；一般多將所得分成五等分，所得最高與最低20%家戶的平均所得比例就是常用的大島指數。此一比例越高，貧富差距越顯著。由於大島指數相對於吉尼係數更容易理解，所以媒體習於用大島指數做為所得不均度的代表。
台灣早年的所得分配相對平均，成為國際間經濟發展的典範。但在2000年後，不論從吉尼係數或大島指數來看，所得分配都呈現惡化的狀況。2009年統計顯示，根據所得最高與最低20%家戶「原始」所得所計算的大島指數為8.22；但若加入社會救濟等移轉支付後的可支配所得為計算基礎，大島指數為6.34，高於去年的6.05，表示所得分配更趨不均。
目前許多討論只從大島指數去看所得分配不均，這是過度簡化問題，其中還包括錯誤的解讀。所以，我們將試著澄清一些觀念。首先，任何統計指標，包括大島指數，只能呈現所得分配的某些特性，一定有其局限性。因此，批評大島指數的適當性根本是弄錯了重點，重點是如何正確解讀統計數據與指標。其次，主計處以家庭收支調查的家戶所得計算所得分配；既然以家戶為本，任何有關所得分配的討論都不該忽略家戶特性，否則即無法呈現不均度的真相。

兩岸宗教交流，行之有年，當然不算什麼新鮮的大消息。但中國大陸江蘇昆山市慧聚寺天后宮的落成，卻寫下了多項第一，也可能是兩岸宗教交流的新趨向。
媽祖信仰發源自中國湄洲，在台灣落地生根，並且發展出本土特色。這次昆山市天后宮被說成是台灣媽祖「回銷大陸」，此說雖無不可，但基本上，因為昆山是台商的大本營，慧聚寺天后宮的設立，主要還是因應台商的心靈需求，在台商協會以及寶成集團的策劃下，把故鄉的宗教信仰帶到大陸去，就近滿足台商的心靈需求。所以，與其說「回銷大陸」，還不如說更像是為了「服務台胞」。
當年台灣民眾的祖先，渡過險惡的台灣海峽，帶著原鄉的信仰來到台灣，現在台商則又帶著台灣的信仰到大陸去打拚，其道理可以說完全相同，而且極其自然。台商在昆山建廟，比往湄洲求香火更方便，說明了「台灣是原鄉」的心理狀態。另方面，由於台商進軍大陸人數眾多，漸漸地連台式麵包店都跟著移過去，因為台商吃台灣的麵包「比較合味口」。甚至美容院、醫院也跟進。現在台灣的媽祖廟跟著到大陸設立分香廟，也是因為台商認為拜台灣媽祖比較「合味」，更能獲得保佑，這真是有趣的對照。
大陸目前仍禁止民間興建寺廟，所有寺廟的修復和興建都在官方主導下，並以觀光營收為前提。此次昆山台商能夠興建天后宮，固然是當地政府對台商需求的回應，但也以協助修復千年古寺慧聚寺為前提，這是一種新的合作模式。而屬於台灣民間信仰的天后宮和未來的龍山寺，建築在慧聚寺的基地上，這種民間信仰和佛教混合的型態，也是複製了台灣宗教有趣的共存方式。

凡那比颱風過境，北高雄幾成水鄉澤國，連愛河的水都漫出水岸，很多災民又氣又急，頻問「那ㄟ安呢？」有人直批市府只會花大錢搞愛河景觀，卻不做基礎排水建設。
高雄市已很久沒淹水，上次是九年前的潭美颱風。其實早期高雄市幾乎是每雨必淹，因為排水設施幾乎未做，大多數的都市計畫道路未開；王玉雲擔任市長後，大力開闢道路，連帶也配合建了不少下水道，讓市民不再飽受淹水之苦。
在王玉雲之後，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等市長，都持續辦理下水道工程，接下來的吳敦義市長，推動雨水與汙水下水道分流，除了全面興建雨水下水道工程，更投下可觀人力與財力於汙水主幹管、次幹管的興建，以避免家戶汙水及廢水排入愛河，這也是後來愛河水質改善，河岸景觀具有親水性的主因。
民國87年高雄市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標榜所謂的「城市美學」，全力展開美化市容景觀等看得到的「速食工程」，這些花費不多、施工期限不長，在極短時間就可立竿見影的美化工程，是以景觀改造、燈光裝飾為主體，包括城市光廊、光之塔、愛河之心等，都是「城市美學」概念下的產物；當華燈初上時分，五顏六色的絢麗燈光真的令人眼睛一亮，到處可聞高雄變美了的讚嘆聲。然而，夜晚的高雄雖然變美了，但許多基礎建設工程，卻也被忽略了。近一年來，高雄市政府致力於公園綠地改造，這是「城市美學」的延續。但公園或綠地改造之後，滿地落葉無人打掃甚至波及鄰近住戶的環境，造成髒亂。

凡那比颱風重創高雄地區，令人回憶起2001年7月11日潭美颱風造成高雄市淹水情況。
此種「都市型洪災」在日本同期間亦發生過類似災情，1999年6月福岡縣洪災和2000年9月的東海洪災，導致日本都會區交通系統和通信系統等都市功能的長期癱瘓。2001年9月納莉颱風亦使台北捷運停擺，台北市之忠孝東路成為忠孝河。都市型洪災會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主要由於人口和資產的集中，洪災發生後生命財產損失慘重。
伴隨著流域開發的都市化進展，發生災害風險逐漸增加。隨著流域的都市化，上游蓄水功能較高的森林，和下游滲透性佳之綠帶及農田，被不透水的瀝青或混凝土鋪面覆蓋，導致都市流域區域的「蓄水、滲水功能」降低。同時洪災發生時具有一定蓄水功能的水田等土地，逐漸成為住宅地，也降低了「滯洪功能」。此種蓄水和滯洪功能的下降，導致河流平時的流量極少，反之一旦流域降雨時，則在短時間內雨水集中流出並從河流和水渠溢出，引起都市功能癱瘓或地下街淹水等災害，即發生所謂的「都市型洪災」。
探討高雄區洪災，主要問題在於「過度注重水質的整治，而忽略了上游洪峰流量的消減，及下游潮汐頂拖問題」。

今年暑假造訪了幾個國家，因工作關係總會到當地劇院看看。我觀察到，許多國家對劇院或藝文活動投入增多，民眾藝文參與度也提高了，這或許是各國體認到文化軟實力的價值，但也來自於民眾心理層面的需求。
最近，天下雜誌公布的「2010年25縣市幸福城市大調查」顯示，民眾關心生活幸福的指數更勝經濟發展。而幸福的感受來自於對居住環境的安全感、文教力、生活品質的高低。其實，日常生活中，從居家環境，到公眾場所，政府所作所為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真是無所不在。因此，執行施政作為的人，不論是硬體建設，到服務提供，都構成民眾感受的直接來源。而政府團隊成員的人文素養、創意與活力，當然影響居民「生活幸福感」。
去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著手推動「提昇公務人員人文素養」計畫，前任陳清秀局長邀請包括藝文界在內的學者專家們共商意見。當時會中提出，若要以文化藝術為媒介來培養人文素養，就必須讓人藉由體驗從中感受，身臨其境，才能將這些實際體驗所得的感動、美感，及被激發的創意與熱情，內化在生活和工作態度中。
後來，人事行政局果真推出相關座談、活動和鼓勵參與藝文的措施，也將這樣的主題，加入訓練課程。同時，我也確實在很多場合，看到有些公務人員轉換了身分，做一名欣賞者體驗其中，並把文化藝術的思維，帶進了工作、融入了服務。我相信，只要願意嘗試，就有改變的機會！

中度颱風凡那比，是今年第一個登台的颱風，且是穿心颱，從花蓮登陸，從台南出海，雖然「一颱穿心」，但是至截稿為止，各地有零星的災情，並沒有造成重大損失，這是受到八八風災的教訓，全民上緊發條努力的結果。
孫子兵法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這次凡那比颱風來勢洶洶，總統馬英九與行政院長吳敦義從前天一早就坐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二十五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進行視訊連線，緊盯各縣市防颱工作，力求做到「料敵從寬、禦敵從嚴、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原則。地方單位也颱風總動員，上下一心，甚至連逢甲商圈可能發生的水患問題、曾文水庫先做預防性洩洪等小事項，中央與地方都密切連繫。 
國軍官兵最值嘉許，冒風雨進行各種整修工作，且待命救災兵力高達四萬人，動員物資包括發電機三百二十台、抽水機二百六十八部、衛星電話二百零二具、裝甲車二百一十輛、重機具二百三十七輛、飛機三十三架、橡皮艇八十九艘，另外各作戰區也編組連絡官三百九十三人，將救災提升到作戰等級，救災視同作戰，讓人民安心。
雖然為防颱做了準備，但仍有幾項值得考慮改進的地方。
一是此次創下全台危險山區最大的撤村行動，包括高屏、宜花東、南投、桃竹地區與嘉義阿里山等，總共撤離超過六千人。台東海端鄉、金峰鄉與大武鄉等十三村落，一千七百多名村民撤至避難所；八八水災的災區包括高雄縣與屏東縣都進行撤離；南投縣強制撤離兩千一百四十人，包括仁愛鄉精英村、信義鄉神木村、同富村和水里鄉新山村等；花蓮縣有二十三處村里進行大撤離。 
但是總不能每次颱風都如此勞師動眾的進行撤離，而且萬一不是颱風，是突發的強降雨，仍然非常的危險；所以該遷村的就應該遷村、該補強的就要補強，政府要規畫一套長遠的方案，來解決此一問題，而非一到颱風就逃難。
二是此次凡那比襲台，農委會水保局發布了一百零六條土石流黃色警戒，分布在宜蘭、桃園、新竹等三縣市共四鄉二十九村。政府相關單位也要有整體的規畫對付土石流。從人為的各種非法破壞、到地質本身的結構脆弱問題，拿出霹靂手段；也許成效一時無法看出，但山坡保育是永續事業，台灣連土石流都對付不了嗎？遇到土石流只能倉皇逃離嗎？
三是凡那比颱風造成菜價「漲」聲一片，大部分的菜都衝上今年的最高價，其中韭菜花每斤飆到六十二元，傳統市場的小白菜也不遑多讓，每斤漲到三十五元，固然這是受到自然因素影響，但是有關單位一定要清查有無人為哄抬炒作；發颱風財是無恥的行為，此風不可長。
凡那比穿台而過，有災情，無災害，全民一條心，政府單位料敵從寬、禦敵從嚴，這是一次很好的經驗，雖然是用八八風災的慘痛教訓換來的，可做為未來防災的借鏡。

自行車在台灣蔚為風潮，但是自行車倒底是車還是人？卻未嚴格定位；因此自行車在人行道上時的行為，往往像人，而在公路上馳騁時，卻像是車；而自行車在像人的時候，就有行人的壞習性，最糟的就是愛闖紅燈。
交通規則對汽機車的行駛有嚴格規範，闖紅燈則是屬於嚴重違規，即使紅燈右轉也被視為是闖紅燈的行為；雖然如此，執法人員對於行人卻採取比較寬鬆的待遇，在馬路上常見行人闖紅燈，執法人員大都視而不見，因此行人在街道上行走往往沒有什麼顧忌，尤其是在通過不太寬廣的馬路時，只要橫向汽車往來不頻繁，行人闖個紅燈被視為只是增加行路效率的小惡而已。
國內的自行車愈來愈多，自行車依照道路安全處罰條例定義，自行車屬於「慢車」，依規定慢車不允許在人行道上通行，但交通主管單位又礙於自行車無處可走，在行人通行或安全無虞的原則下，法規又傾向於允許自行車行駛人行道；兩年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擬自行車管理白皮書，將自行車稱為「速人」，等於又給自行車增加了「人」氣，於是自行車騎士游走於人與車兩界之間，更是得其所哉。
速人，顧名思義就是行動比較快的人，也因自行車騎士自認為是人，可是速度又快，就出現了很多問題，自行車騎士在行人道上的行為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有些自行車不但在行人道上暢行阻，遇到日曬雨淋或是只是為了能騎在較平坦的路面，會逕自騎到騎樓內成為眾多行人之一員，且對行動遲緩或擋到行車路線的行人，以鈴聲催促讓路。
速人行路的思考當然也是以人為出發點，因此當穿馬路時，就會堅持車輛禮讓行（速）人理念，當仁不讓，速人行至路口，似乎永遠都有優先權擠到最前方，只要有穿越馬路的可能，就會伺機而動，因為速度快，即使一般行人無法順利通過的馬路，速人卻可發揮速行的優勢，在紅燈轉綠之前，揚長而去。
對汽機車駕駛人而言，速人大量快速增加，立即成了道路上的新威脅，自行車騎士以行人的過馬路的思維穿越道路，可是自行車畢竟不是人，它雖速度快，靈活度卻無法與人相比，加速、起步、轉彎、停止不易隨心所欲，因此在路口隨時竄出的自行車，等於是道路上的定時炸彈，難測何時何地引爆。
天氣晴朗視界良好，這些不受交通管制的自行車騎士，動向還比較可以掌握，若是遇到天候不佳或是傍晚清晨時刻，稍不留神就帶來災難；雖然目前大部份的自行車在夜間行車時會加裝警示燈，但是仍有少數騎士不理這一套，灰衣灰車，在灰暗的天候上路，這種情形最常發生在以自行車代步，晨起活動的阿公級騎士身上，也難怪老人車禍的比率如此之高。
台灣是生產自行車的王國，而自行車又是世界各國為了節能減碳推動最力的交通工具，可是國內的交通規劃，卻對自行車極不友善；都市建設有其成長的歷程，架構不可能說改就改，可是日益增加的自行車必須要有管理及疏導的方向，自行車闖紅燈，只是民眾重拾這項交通工具後的現象之一而已，目前國內人行道及一般道路因新增的自行車，問題已經逐漸顯現；自行車問題不易處理，但是主管單位將之擱置一旁，裝著沒看見，問題並不會自己消失。

      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議題持續受到關注，美國與歐盟促升人民幣的政治壓力日益高漲。上周美國財長蓋特納在眾議院聽證會上公開表示，白宮對人民幣問題已失去耐心，將採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加速人民幣匯率升值。歐盟也表示，將會對人民幣匯率與貿易問題達成共識，共同面對中國。
    　面對美歐的壓力，大陸官方及媒體雖強力反駁人民幣低估的論調，並聲言不會屈服於外力而升值，但在實際行動上，似刻意讓人民幣升值，一周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達0.8%，累計2周升值超過1%，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惟因美國國會聽證會已經結束，加以最近日本央行採取大動作干預日圓匯率，故市場預料人民幣短期升值壓力將暫趨緩，甚至還有逢高回檔的空間。

      「獨木難撐大廈」這個成語出自隋朝王通所著「文中子」：「…大廈之傾，非一木所支…」，如今用來形容沒有歐美各國央行聯合出手協助的日本政府，想堅守82日圓兌一美元的困難度，倒也相當貼切。以往在國際間發生主要貨幣匯率劇烈變動時，G-7（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義大利；後來加上比利時、荷蘭及瑞典成為G-10）的央行都會聯手出面干預，以維持國際間匯率與貿易秩序的穩定。然而最近日圓幣值快速升值，以歐美國家為主的G-10各國不但沒有表態聯合干預，甚至美國財政部長蓋特那還準備在11月於韓國首爾的G-20（G-10國家加上主要新興國家）會議上，提出對中國、日本操控匯率的指控。
    　日本政府6年來首次的干預匯率行動，非但得不到G-10各國的認同，甚至在其本國也未能得到喝采。日本汽車工業會明白表示，日本汽車業界將今年的日圓幣值設定在90日圓兌一美元，因此即使日本政府干預匯率至85-90日圓兌一美元，也難阻止日本車廠將生產線移至海外。同樣的聲音也出現在日本電子業，液晶面板大廠夏普（Sharp）社長片山幹雄，雖然很有風度地表示感謝日本政府干預日圓的行動，但是夏普公司在這個會計年度的財務預測，也是以90日圓兌一美元為基礎。換言之，日本政府準備力守82日圓兌一美元的底線，對於其國內業者而言，仍是不能滿意的表現。
    　探究日本政府所以陷入「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的窘境，可謂其來有自。從國際貿易理論來看，這是個「流動性的兩難矛盾」（liquidity dilema）問題：日本長期以來一直享有貿易順差，截至今年7月，其單月國際收支經常帳順差達1.6759兆日圓（若以85日圓兌一美元換算，大約是200億美元），這已經是連續第18個月呈現順差，亦即對世界其他各國整體而言，呈現日圓流動性的不足；相對的，美國第2季國際收支經常帳赤字擴增至1,223億美元，連續4季的赤字成長，對世界其他各國而言，呈現美元流動性的過剩。然而，日本的外匯存底持續增加，已經超過1兆美元，僅次於中國的2.45兆美元外匯存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