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美林集團公布亞太區財富報告顯示，每一千個台灣人，就有三人是富翁。富翁的標準是，除居所、收藏外，至少還要有一百萬美元的閒錢可供投資。去年，台灣的富翁人數大增四成二，增幅高居亞太第三，僅次於香港與印度，而這八萬三千名台灣富翁財富總值高達兩千六百四十億美元，每人平均約有三百萬美元資產可以投資運用！
    　國民黨一直很不服氣，明明各種經濟指標都表現良好，為何民意支持度卻始終拉不上來；馬總統也一再對「無感復甦」一辭表示不以為然。不過，這份財富報告說明了一切，經濟成長都成長到有錢人的口袋裡，市井小民對經濟復甦一無所感，五都選舉執政黨當然陷入苦戰！

       司法雖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正義也常有被控訴的時候，「白玫瑰運動」就是台灣民眾對司法違背正義的一次集體控訴。
    　「正義被控訴」（Justice Accused）是美國已故法律學者卡佛（Robert Cover）的一本書名，卡佛在這本書中以一八五七年最高法院「斯科特訴桑佛特」案的判決為例，批評大法官以七比二票判決蓄奴並不違憲，乃是美國憲政史上司法違背正義最具代表性的判例，卡佛形容「當正義被控訴時，法官就像面臨狂風暴雨般的侵襲。」
    　台灣那幾位在性侵兒童案件中輕判加害者的法官，他們現在所面臨的處境，大概就如同一百五十多年前判決蓄奴並不違憲的那七位美國大法官一樣。

      近來，計畫於二○二兵工廠現址興建的生技園區成了熱門話題。反對者從人文、生態，環保著眼；贊成者則一再強調生物科技明日產業之星的龐大潛力。但換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增加了一個鄰近中研院的生技園區，是否就能讓台灣生技業脫胎換骨，真正成為叫了多年「兩兆雙星」中的一顆星？
    　生物科技業毫無疑問的將是未來人類科技中的顯學，但在當下，它仍充滿了未知與風險。如此一門看好長期的投資在歐美自有資本雄厚的風險投資基金或大藥廠願意嘗試，在私人資金投資意願相對保守的台灣，仰賴政府支持培育就變成了必須的過程。過去，政府也確實投入了相當的資源於生物科技。但現實告訴我們，生物科技業似乎還是跌跌撞撞向前走著一條艱險的道路。這種結果，絕不能歸咎於沒有一個鄰近中研院的生技園區，也不是建一個鄰近中研院的生技園區就能解決的。

      當一個國家的政府，認為外國政府不法拘禁其國民時，它能做些甚麼呢？本月，中日兩國之間爆發的爭端可謂劍拔弩張，焦點想當然都集中於領土糾紛，即兩國對同一片無人居住之列島─釣魚台群島，在日本又稱尖閣諸島─主張互不相容的主權。不過，中國所採取的，用以幫助被拘禁的中國漁船船長脫離日本刑事偵查的方式（見圖，美聯社），無疑是一些國家正在研究的，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國或其他國家之間，也存在類似問題。
    　例如，從這個事件中，美國政府能不能夠學到，如何更有效地保護其在中國受到指控的國民？美國公民薛鋒目前在中國受到的指控，已困擾美國官員很長時間，中國這次的成功，是否至少應當促使美國考慮使用其他一些可能的方式來幫助薛？薛先生是華裔美國人，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後投身商界。他因幫助其美國雇主購買中國石油資源的商業數據庫，已被拘禁將近三年。中國對薛的偵查和審判違反了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美領事條約》和其他國際標準的相關規定。今年七月，在長期延宕的程序後，薛被以「為境外刺探情報」和「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定罪，並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他的案件目前正在上訴階段，但依舊是迷霧重重。
    　在來自薛的家人和大學同事、媒體、人權批評家以及其前任雇主的壓力下，美國為薛所做的，比起一般國家為保護其國民免受外國刑事司法制度傷害的通常作法都還要多。薛的名字出現在每一個美國試圖要求中國釋放的在押犯名單上，也經常在外交互訪的場合中被提起。領事條約允許領事官員每月探訪薛，為了顯示此案舉足輕重，美國不是派一般領事官員探視，而是由駐華大使或其副手，親自前往探視，並與薛在規定允許的範圍內進行有限交流。歐巴馬總統本人，也在去年十一月與中國主席胡錦濤的會談中，特別討論了這個案件。上周，美國助理國務卿波斯納也在聯合國，向來自中國的代表提出了這個案件。
    　除此之外，美國還應當做些甚麼呢？由於列島事件涉及重大領土糾紛，因此中國不僅動用了經濟、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制裁，還拘押四名日本人，用意明顯，同時也威脅會進一步採取反制措施，迫使日本遣返漁船船長，使得日本顏面掃地。誠然，這次的勝利也並非沒有代價，除引發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懷疑之外，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眾多鄰邦也因此愈發憂心。

 
 


發布時間：99年9月28日16時30分
有效時間：9月29日起至10月5日

年初曹小妹隨母親燒炭身亡，暴露了國內社工嚴重不足的問題。內政部長江宜樺最近宣布全台社工人數倍增計劃，六年內將由現有一千五百多人增至三千人，是值得肯定的進展；但遺憾的是，礙於政府經費短絀，第一年僅能編列兩億元預算，增設三百六十多人。
台灣自詡為文明國家，但專業社工的建置卻長期處於落後的狀態，每人接案量多到不可能奢談服務品質。政府雖意識到此一問題，但仍擠不上施政的優先項目。增設三百六十多人僅需二點二億元預算，這是很大的財政負擔嗎？其實不然。僅舉高雄市這次要求中央撥款十億元補助該市泡水車為例，兩相對照，即可看出我們的預算經費如何傾注於急求近利的短線操作。
這次高雄水患，是長期的治水及清淤工作受到輕忽，導致都市菁華地帶的樓舍淹水。執政者試圖以「賠償」和「補助」消除民怨，是政治人物慣用的伎倆；但這次高雄市府不僅訂出「每戶五萬」的最高賠償標準，更要求中央全額補助民眾閘門，且未經實地調查，即要求中央提撥十億五千萬元，供其補助三萬多輛泡水汽機車的修復。如此，不僅一舉把自身責任轉移給中央政府，更儼然是利用災情對國庫「趁水打劫」。地方政府失職失能，卻要全民買單，這豈是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執政倫理？
試想：同是十億元，拿去發放補助單一地區的泡水車，和拿來充實全台的社工人力建置，何者能對社會產生更深遠而持久的效用？十億元補助淹水車發完就沒了，十億元卻足以讓台灣提前五年實現社工人力倍增目標，政府能告訴民眾：它有錢去賠泡水車，卻沒錢添社工？

台灣在世界銀行的經商環境報告中，投資人保護的排名落於後段班，而且排名有後退的現象。經建會、經濟部分析原因，認為主因是台灣公司充斥許多名為總裁、最高顧問等非法律職務的實際經營者，卻在法令上無法規範其責任，有違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因而提出修法，要影子董事與公司登記的負責人負起連帶賠償責任。台灣公司普遍存在影子董事的問題，源於公司法董事、監察人的法人代表制度，並已導致有權力影響公司重大決策的大股東不用負責任，嚴重影響公司治理的落實，需要正視並調整。
台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的職權是決定公司重大政策與執行業務，監察人則監督公司業務的執行，各自對股東會負責。形式上，這應是權責相符的機制設計，但實務上，對公司有實質控制力的大股東可選擇不擔任董事、監察人，而利用投資公司、財團法人等帳戶持有股權，並由「這些帳戶」當選董事、監察人，再安排親朋好友、親信，以法人代表的身分執行職務。由於上述法人代表可被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使得這些大股東不用出面就掌握公司所有重大決策，因為一旦這些法人代表董事、監察人未按照指示執行職務，那麼一紙改派令，即可立即換上聽話之人來擔任。
由於有法人代表的董事、監察人制度，常使大股東樂當影子董事，在幕後掌控公司資源的主導權，法律上須負責任的卻是別人。更徹底的是，這些影武者不僅隱身於上市櫃公司的幕後，亦無法從持有公司股權之法人董事、監察人觀察得到，做到法律上絕對不用負責的最高境界。然而，這些具有實質控制力的大股東可能以集團總裁、主席、最高顧問等名義，定期、不定期地召開所控制上市櫃公司的經營會議，決定重大決策，這些上市櫃公司再回去依法規各自召開董事會，行禮如儀地將上述重大決策「寫」在董事會議事錄。
有些上市櫃公司大股東選擇位居集團的最高點，思考整個集團的發展方向，因而未選擇登記為旗下上市櫃公司的負責人，但若其直接影響這些公司資源分配，導致公司或他人受到損害，按理其應承擔與這些公司負責人相同的責任。影子董事制度若未加以解決，輕者公司的董事會功能不彰，因為董事會的決策並非所有董事討論與議決，而是背後影子董事的意志。長期而言，公司的經營淪為一言堂，決策仰承上意，公司不僅缺乏制衡，亦未形成決策機制，傷害公司長期競爭力。一旦大股東因歲月世代交替，這些公司自無法順應環境的挑戰。更嚴重的是，影子董事可藉由長期挪用公司資源，圖利私己，藏財於海外；一旦公司財務危機，自然逃亡海外，讓股東求償無門。

以康師傅泡麵在大陸攻占市場的台商頂新集團，最近接受經濟日報訪談「台灣黃金十年」的題目時，認為台灣不但有黃金10年的機會，連黃金100年都可能來臨，關鍵是，一要和中國市場結合，二要看重台灣本身「文化加觀光」的軟實力。彰化永靖現在有一座「康師傅泡麵博物館」，也可算是台商回饋鄉里的地標之一。
台灣的軟實力，不管是觀光還是文化創意產業，這幾年獲利的程度超過很多人想像。以觀光業而言，當然主要受惠於開放大陸客來台，從夜市到鳳梨酥，從台北101到日月潭阿里山，不但起死回生，而且生意興旺到衍生出新的附加價值。
「文化」是台灣的強項，更不待言。以往幾乎只能端出「雲門」為代表；之後聞名的有琉璃、有法藍瓷、有誠品；近年則因為文化加上創意，各領域都有令人驚喜的表現。台灣的新銳服裝設計師屢屢海外得獎，最新又傳出，首次參加以室內設計為主的「倫敦設計展」，台灣館便以結合傳統文化和現代科技的作品而驚豔歐美市場。台灣的年輕一代，做麵包，開民宿，玩調酒和花式咖啡，搞電玩軟體設計，振興傳統的蘭花養殖業……，各行各業都表現出人文底蘊，又加入了創新的概念及技術，打出一片新天地的潛力無窮。
文創和觀光，都在行政院提出的「六大新興產業」之內，其他還包括了生技、綠能、醫療照護、精緻農業，個個都可謂現代的「無煙囪工業」。政府對此六大產業提出過各種堂皇的發展方案，但老實說，真正需要政府施力的只在基礎建設，以及打造公平的遊戲規則和投資環境而已。個別業者的努力往往能創造出意料之外的美麗成績，但偶而在底線條件上卻又被「漏氣」了一下，近來有關桃園機場的種種負面事件，就是對觀光業扯後腿的一個明顯例子。政府實不必做太多錦上添花之事，把基本面調理好就是份內的責任。

歷史往往存在著很多弔詭。回顧西元兩千年以來中華民國的外在處境與外交訴求，正顯現了如此的弔詭。
當民進黨政府藉著打「中共（打壓）牌」、執行「烽火外交」以追求更大的外交生存空間時，與台灣最有關係的幾個強權，包括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在內，卻正在修補關係，和解協商的氛圍清晰可見，這樣的外在大環境使得民進黨政府的悲情與衝撞式外交進退維谷。
現在當國民黨政府想要改弦易轍，藉「兩岸和解」、「活路外交」以拓展國際空間與推動「親美、友日、和中」的和平大戰略時，美日兩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卻似乎暫從和解協商轉變為抗衡多於合作的局面，如果持續下去的話，這樣的大環境將使得國民黨政府的「活路外交」成效受限。
難道我們外交空間還是陷在這樣的國際政治弔詭之中，成為台灣人民心中那朵遠在天邊而摘不到的玫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