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誠鼎峰社區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卅餘年來致力於消弭孟加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貧窮，因而受到推崇。最近有閒讀其Building Social Business之作，既感動、亦佩服。
尤氏在消弭孟加拉貧窮所做的貢獻，可不像是德蕾莎修女那樣不計收穫式的默默耕耘，而是開創了一套做救濟事業的企業模式，系統性地號召成千上萬有心公益的人，以他的模式去「複製」公益經驗於各個領域。而這個新模式，就是他以之命名其書的「社會企業」。
所謂社會企業，就像是一般的企業，要設法在社會上永續營運。一般的慈善法人或非營利事業，往往有大部分的收入仰賴外界捐款；一旦捐款有間斷或短缺，該事業就會難以為繼。但尤氏的社會企業卻強調靠產品或服務收入自行維持其營運，與一般企業永續經營的努力相當。唯一的差別是：營利企業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但社會企業卻以某種公益理想（例如提供偏遠教育、消弭營養不良等）為目標。
尤氏社會企業的構想，出自他對孟加拉社會的關懷。該國有些婦女只想要貸款美金7分錢（折合新台幣兩塊多），卻是告貸無門，原因是：銀行認為這些婦女既無擔保品亦無「信用」，不願意放款。孟加拉婦女之所以要告貸2元，只是想要購買竹子為原料，編製些簡單器具販售。這些婦女極為貧窮，是社會底層的底層、是所有公平正義理論最想要照顧的人民，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銀行卻對她們不屑一顧。尤氏為了打破這樣的困境，就逐步開創了孟加拉的「農村銀行」，對貧戶提供免抵押品的貸款，平均貸款額度僅為200美金。

      華府外交決策圈面對中國崛起的思維，長期陷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與「負責任夥伴」的矛盾中；前者往往藉著散播中國威脅論及東亞盟邦的「懼中症」，擴大及鞏固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和支配地位，後者則期望與中國發展建設性關係，利用制度安排緩和雙方結構性的衝突，並以國際建制和規範來約束北京的外交行為，使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
    　近期東亞情勢的發展印證，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似乎正由「負責任夥伴」轉向「戰略競爭者」，並已深刻影響東亞國家的中國政策。上一周，日本公布1970年以來第36次年度性的《防衛白皮書》，充分反映了美國重返東亞的事實，更凸顯了當下美、中、日三邊的競合關係。
    　這份民主黨執政後首次擬訂的國防政策，不斷藉著暗喻或明示中國威脅的方式，來強調日美安全同盟的必要。相較過去兩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這次提到中國軍力對日本國防的影響，不僅用詞從「擔憂」提升至「重要擔憂」的等級，同時還附圖解說中方海軍艦艇歷次出沒日本周邊海域的記錄，刻意強調中國已成為東亞國家的「共同憂慮」。
    　《白皮書》還就南海問題描述東協國家與中國日益加劇的摩擦，指出北京所謂核心利益的說法，原本只限於涉台事務，於今中美爆發了南海爭端，自然增添未來日中間在東海領域發生衝突的機率。

      因應金融海嘯後的新形勢，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日前達成共識，同意從2013年開始至2019年逐年提高銀行的資本要求，以提升銀行因應虧損的能力。這項決議對各國金融機構的經營及監理影響極大，後續效應值得觀察。
    　新版巴塞爾協定（Basel Ⅲ）與舊版主要有三項不同：其一是新版強調普通股資本的重要性，從原先所規定占經風險加權後的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比例至少2％大舉提高到4.5％；其二是為因應經濟陷入危機時可能的資產減損，銀行在4.5％的普通股外，還必須持有2.5％以普通股資本構成的緩衝資本，因此正常時期下，銀行的普通股資本占比至少將提高到7％。當經濟陷入危機時，銀行可以動用這2.5％的緩衝資本，不過一旦銀行動用此筆緩衝資本，類如紅利、股利等盈餘分配權將被限縮；其三是建立反景氣循環的緩衝機制，依照各國經濟情況，一旦發現過度信貸成長情況發生，將提高0~2.5％的資本適足率要求。此外，委員會還決議，未來還要繼續討論類如雷曼兄弟以及美國國際集團（AIG）這類一旦倒閉或經營不善就引發經濟系統性風險的銀行，是否需要額外的監理制度以讓經濟運作更為平順。

      全球首富蓋茲和巴菲特函邀大陸巨富舉辦慈善晚會，大陸富豪多數已表婉謝，在有心行善的人們眼中看來，頗為氣餒。不過另方面，大陸最近開放外資辦醫院，鼓勵私人興學，同意慈濟功德會登陸，加之積極研擬「慈善法」草案，如此善門大開，表明大陸的公益和慈善事業已進入胎動期。可以預期，與慈善相關的美德產業，在大陸將可望成為快速發展的新興事業。
    　避免貧富懸殊對立加劇
    　大陸驚人的經濟成長，造就了一些巨富。擁有10億美元資產者64位，次於美國403位；其共同財富超過數億低收入者總和。巨大貧富懸殊，本是「市場機能失靈於先，政府政策失敗於後」的苦果。惟看在月薪僅1百美元的工農民眼底，如何避免對立和矛盾的加劇，實乃當務之急。

      在一連串引起社會嚴詞批判的司法事件之後，台北地方法院陳思帆法官做出了一項值得大聲喝采的決定。他是審理台大教授李明璁遭檢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起訴一案的法官，在原訂宣判的日子，他告訴到場聆判的被告與社團，法院已經決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理由是他確信集遊法有諸多違憲之處，也已牴觸立法院透過制定施行法，引入國內法秩序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項公約被認為具有相當於實質憲法規範的效力，立法院以施行法明文要求，與公約內容不符的國內法律，必須在兩年內完成修法。陳法官的聲請，為大法官提供了第二次解釋集遊法違憲的機會。
    　其實，我們曾經一再指出，集遊法是一項內容明顯違憲的惡法。約是十二年前，大法官就曾以相當含蓄的態度，宣告此法的若干條文違憲。立法院在大法官解釋之後修法，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經大法官宣告為違憲的條文，赫然還是存在，顯示了提出修法草案的內政部，以及接納內政部草案的立法院，簡直視大法官解釋如無物；當時是民國九十一年，數年以還，對於集遊法違憲的指責，內政部從來沒有重新修法的打算，這件事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始終不動如山，連熟諳人權政策的江宜樺部長出掌內政部，也無不同，可見官僚體制輕忽的程度有多深。如果用這部法律做為台灣法治水準的量尺，恐怕很難得到及格的評價！
    　若干時日以來，檢警機關一再繼續使用這部惡法追訴走上街頭對於政府表達不滿的人士，被追訴的其實什麼黨籍的政治人物都有。凡是被刑事追訴的人，都立刻體會得到為什麼這是一部違憲的惡法，也無不在法院採取這樣的立場。最近的現象是，法院裡的法官們，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在許多違反集遊法的刑事案件中，紛紛基於各種理由判決被告們無罪，較之當年動輒引用集遊法的規定定罪的法院判決，當然是一種明顯的進步。比較近的著名案例，就是號稱百萬計的紅衫群眾和平集會遊行，領導人物施明德等十餘位橫跨藍綠政黨的政治人物遭到檢警追訴，從地院到高院，兩審均判決無罪定讞，令人記憶猶新。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立委蕭景田表示，「目前公教人員退休後轉任私校任教職者，達一千三百五十一人，政府每年補助私校上百億經費，有近十分之一落入退休公職人員口袋裡，卻無法可管，教育部應該立即檢討改善。」另一則報導中，教育部高教司何卓飛則表示，「按照法規，只要是政府補助款不超過經費二十％的非營利機構，不適用旋轉門條款。政府給私立學校的經費非常少，最高的也只占十一％，因此於法都沒有限制。」對何司長有關「於法都沒有限制」的消極態度，筆者深表遺憾。
    　最近許多法官由於審理女童遭性侵案，固著法條、忽略社會情境、輕判加害者而被痛批為「法匠」。同樣的情況我們是否可以說，高教司長這種拘泥法條、無視民怨和社會正義的消極態度，是僚氣十足的「官匠」？同一則報導中指出，在私校領雙薪者包括前教育部長等三十八人甚至還擔任私校校長。
    　事實上，對筆者而言，討論這個主題並不輕鬆，因為與筆者熟識的老師、親友、同仁和長官中，都不乏雙薪教授。但就像亞里斯多德堅決地批評老師的錯誤和缺點後，指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道理，筆者的社會學訓練也不容許自己因礙於情面而對不公不義之事視而不見。如果領雙薪的現象是因為制度不公所造成的，我們或許可以諒解個人的無辜。但若個人已經明白自己因制度不公而獲取不當利益，甚至在行動上有能力拒絕誘惑，卻選擇保持緘默並繼續坐享其利時，這就不能怪社會各界要稱此類人為「教育肥貓」或「台灣之恥」了。

      上周，兩件國際金融大事同時發生，一是日本政府終於出手大舉干預匯市，另一是中美貨幣戰爭又開打。這些事件，後續發展都有得瞧，國際金融市場大概要熱鬧一陣子。
    　一個經濟體崛起之後，貨幣遲早要升值。上個世紀八○年代，是「日本第一」的年代，對全球各國─特別是美國，享有鉅額貿易順差。老美忍不住了，控訴日本「操控匯率」，因此在一九八五年美國等五大工業國以廣場協議，聯手逼迫日圓升值。日圓在二、三年內，從二百三十多元升值到七十九日圓。
    　但這波的日圓升值，實在有點「尷尬」。經過泡沫經濟、失落十年、通貨緊縮之後，日本雖仍享有鉅額出超，但已非當年旭日東昇的日本。國內經濟仍疲軟，但金融海嘯後的國際資金流向、利差交易死亡、歐美經濟瘦弱，卻讓日圓走上長線升值之路。對日本廠商而言，海嘯前一○○到一一○日圓的匯率，是很「舒服」的價格；一○○到九○日圓，就「有點緊張」；九○到八○日圓間就是「生死存亡」。日本政府在匯率到八三時出手，把匯率打回八五日圓，是有其原因。

      許多人都知道何謂「馬爾薩斯人口論」。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國經濟學家，他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以二十八年時間，發展出一套理論，可簡化如下；全世界糧食生產量，趕不上人口增長（見圖，美聯社）的速度。總有一天，地球會面臨糧食不足的危機；那時就會因戰爭、瘟疫、或其它原因驟然減少，重新開始一個增長階段。
    　近世紀來，人類由於營養改善，醫藥進步，長壽人口迅速增加。但馬爾薩斯說得對，糧食生產雖以數學級數增加，人口卻不斷以幾何級數跳躍般成長。目前全球人口已達六十八億人。預計到公元二○五○年，將超過九十一億之眾；令人不禁想起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的地球真能生產足夠糧食，來養活這麼多人口嗎？
    　美國著名的《自然（Nature）》月刊，今年七月廿九日出版的第四六六期，以〈怎樣養活飢餓的世界（How to Feed a Hungry World）〉為主題，向世界提出警告。該誌指出：一九六一年時，全球人口還只三十億人。到二○○七年就增加一倍，變成六十億，現在更在三級跳，毫無減緩的跡象。

      約二十年前，筆者以海基會祕書長的身分列席行政院大陸工作小組，討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草案。筆者當場以違憲的理由反對草案中「大陸地區人民繼承台灣遺產以二百萬元為上限」的規定。過了二十年，這項法律終於修改了，算是一個「遲來的進步」，雖然對於大陸人民（相對於外國人）仍有不合理的歧視還有待努力。
    　然而，一個筆者在意了廿年的惡法修正了，卻有另一個不合理的荒謬在目前出現，這次政府歧視的對象不是大陸人，而是台灣人。
    　日前政府修正了「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終於正視留學大陸台灣學生的權利，採認部分大陸大學的學歷。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次的修正，卻留下了兩項「為德不卒」的法律尾巴。第一，學歷採認不溯及既往，在該辦法生效前赴大陸取得學位者，其學位並不被採認。第二，涉及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系所之學歷亦不予採認。

連先生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宋先生是個辦黨的人，他有這種能力。 在這個時候，我已體會出連先生有交卸黨務的念頭。
民國93年的總統大選，是中華民國發展史上令人難忘且傷心的過程 。第二次敗選，讓我看到了政治上詭異的一面。一方面由於選戰激烈 ，動員與宣傳的程度可謂空前，民進黨大量使用負面的選舉手段，還 有興票案的再議、指控連戰任內拋售國民黨產，甚至批評連戰家產的 來源，使得整個選戰充斥了抹黑、口水。其中挑撥族群、社會被撕裂 的情況，堪稱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選舉。
扁政府為求勝選，運用了多種政策與手段來製造與操弄「台獨意識 」，包括「制憲」與「公投」。使得美國與台灣雙邊關係發生了負面 發展，也催生了中共方面的反分裂法。
連陣營無敗選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