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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準的影展影響力非常大，威尼斯影展落幕，華語片如《陳真：精武風雲》、《狄仁傑》在這屆很風光，其實，這兩部片也參加剛結束的多倫多影展，英文媒體如《時代雜誌》和《華爾街日報》已迫不及待報導威尼斯影展的一舉一動，現在，歐美影迷應無人不識徐克、甄子丹、劉德華、李冰冰…了吧！
日前，有五都市長候選人重提文化創意產業，說要建設台灣「坎城」。其實，不妨拿現有的高雄電影節與南韓釜山電影節比較，兩者歷史相若，但後者已發展成為亞洲第一的影展，每年參展的影片有三、四百部，參展的國家達到七、八十國。
韓片在全球重要影展獲獎無數，今年又在坎城有兩部競賽片，分別是李滄東的《詩》、前任坎城影后全度妍的《下女》。
另一方面，較通俗的韓劇和流行音樂也席捲了台灣每個角落，古典音樂天團Ensemble Ditto今年進軍日本、大陸，據說明年就要來台灣，南韓鋼琴家更企望在十月的蕭邦大賽拿下佳績，其文創業之影響力擴張的速度實在令人羨慕。

報載，某縣市日前舉辦全縣國三生模擬考，寫作測驗題目為「最感謝的人」，但限制考生不能寫父母、老師、工人和義工，不少學生看著題目想不出要感謝誰。孩子們為什麼難以下筆？個人認為有以下三大原因。
首先，缺乏生活經驗。現在的孩子較為幸福，普遍生活條件優渥，師長和父母保護得無微不至，也因此缺少了許多生活體驗的機會。生活變成上學、補習和學才藝交替進行的公式化流程，單調的生活經驗乏善可陳，當然直接影響了孩子的寫作能力。
以一個國三學生而言，實在不應該連一個對象都寫不出來。如果學生有寫信、收信的經驗，就可以感謝郵差送信；如果學生有陪爸媽上菜市場買菜，自然可以寫感謝農夫和菜販。對於當今講求多元、創新的學校教育，不啻打了一巴掌。
其次，缺少寫作練習機會，孩子們當然只能望筆興嘆。往昔，在國語課每周明訂有作文課時間，一學期廿周就有四十節課。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國語課的聽說讀寫不再分別羅列時間，有關作文教學，主管機關只規定四到六篇，與過去的八篇相比較，篇數少一半，程度恐也跟著折半。

27年前在高雄當兵，愛河的水是臭的，逛街走一天，鼻子裡會有一層薄薄的灰，但高雄人的信心卻是高昂的，許多創業家故事詭譎離奇，但總帶著在地驕傲（譬如說「拆船大王」），在他們的眼裡，後天只會比明天還更好。
今日的高雄，空氣大幅改善、馬路大而寬、愛河光鮮亮麗，但工商活動卻擺盪到谷底，豪宅難賣，許多名店近年都鎩羽收場，昔日鬧區的鹽埕有如空城，連捷運都大虧錢，每個月要賠掉兩億，再一年捷運公司的資本額就會淨空。
高雄命運的轉變，有各種理由和原因，但從比較深層的結構角度來看，答案卻很簡單：「世界使用高雄」的需求不見了。過去的高雄，吞吐著進出全島的貨物，但隨著製造業集體西進，港口盛世已邈，都市裡沒有新的交易關係，也就沒有經濟成長動能。
高雄要扭轉命運，不是誰當市長的問題，而是台灣要一齊努力，為高雄創造一個「世界使用高雄」的新需求。在此，我的「餿主意」是：讓高雄變成一個東亞的「體育」和「文化」城市，而其中的先鋒策略是：想辦法，組成一支以高雄為「主場」的足球隊，加入中國的「中國超級足球聯賽」（簡稱「中超」）；其次，是藉著這次「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國際建築競圖，一舉把高雄蕭條中的碼頭，變成全世界最粗獷的海上搖滾音樂會場。

凡那比颱風挾帶豪大雨對南部地區造成災害，高雄下水道嚴重堵塞，造成近十年來最嚴重水患，下水道是重要市政建設，但也是最不易被市民看到之處，一場大雨淹出了建設癥結，外國有句諺語：「魔鬼都藏在細節裡。」世上沒有完美這回事，差錯都是出在平日不太看得到的地方，為政者一點都馬虎不得。
北市新生高招標花卉採購價格也引起爭議，還波及台北市的花博，花博展出的花卉、果蔬等園藝作物約三千種，植栽共計三千萬株，其中有四種植物價格明顯偏高，被民代抓了出來，使原本是國際盛會的花博，好像成了大弊案。高雄鬧水，陳菊民調為之下滑，台北花博尚未開幕，市長郝龍斌的選情受到重創，市政事務龐雜，但是只要某一細節出了紕漏，就可能影響全局。
台灣道路經常在修補，可是仍然坑坑洞洞，台南地檢署檢察官經過長時間追查終於解謎，原來縣市政府委託代驗施工品質的材料實驗室，多數都被包商買通，包商偷工減料照樣檢驗過關，最後由付稅的大眾承受後果；檢方取自道路結構的採樣，就可看出路面工程的問題，瀝青厚度不夠、含油性不足或是沒依規定刨除，品質立即現形，這些被踩在腳底下的路面，不會引起一般人注意，去發掘其中隱藏的弊端，而這裡正是「魔鬼」最易藏身的在所在。
台灣首富郭台銘成功之道，就是一切從細節出發，把細節做好，才能帶領鴻海成為國內第一大企業。郭台銘語錄中最重要的一則就是「關鍵：魔鬼都藏在細節裡」；與郭台銘共事過的人，都知道他最在乎細節，從技術枝節問題到管理，無役不與；他清楚每一個作業流程，工作沒有模糊空間，所有員工都兢兢業業，注重每一個環節，細節不出問題，整體績效自然比其他公司來得好，成功自然不在話下。
為政是否能像公司治理，有很多討論，公私機構最大的差異就在公司員工與公務員並不對等，行政效率上自然會有差異；南韓總統李明博以民營公司執行長投入政治競選公職，二○○二年成為首爾市長，他在四年任內，推動了包括復原清溪川、建設首爾林和首爾廣場等環境治理工程；李明博以精明的公司治理的方式成功的建設了首爾，也順利將他推上總統寶座；但是他在成為總統之後，成效並不太好，或許是國事的細節太繁複，遠超過都市之故。
對組織領導人而言，不大可能做到凡事參與、事事躬親，可是細節裡又有魔鬼準備隨時作亂，如何能挑出細節中的問題，是領導人的考驗；私人機構領導人尚可以個人魅力來強勢領導，可是政府組織領導人就是另一回事，在官僚體系的運作下，一般來說行政效率難以與私人公司相比。以前述的道路修補品質為例，全國各地都在推行路平專案，為此投入巨資，也常成為地方政治人物政績的宣傳品，可是經過台南地檢署的調查，卻讓全國民眾及各地行政主管及縣市長了解，修補道路工程弊案是「台灣普遍現象」！可見魔鬼無所不在。
當前的政治人物都喜愛表面功夫，卻忽略了細節，注意細節並非吹毛求疵，而在於所有的公共建設都應有扎實基楚，否則就會成為政治人物的照門；高雄的一場大水，台北的一處植栽，曝露出政治人物重表相而不務實一面，所有的為政者都應引以為戒。

      最近中國政府高層針對經濟「高增長」現象，接連提出了「反思」性質的論述，咸認為經濟規模的高速度擴張，在當前已非最重要的事項。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多年來一昧追求GDP持續高速增長的施政取向，似乎已走到頂，接下來將作大幅的改弦更張，以使經濟發展的目標，從求取「數量擴充」轉為「質量提升」。其實這本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年獲致豐厚成果後，所必須採取的「轉軌」行動。只是，由於各個地方政府有著根深蒂固的「GDP狂熱症」，且其一時難以消退，中國中央當局非拿出強力手段來加以整治不可。
    　關於上述的「反思」性論述，最具代表性的有兩項。一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為了實現當局預設的「節能減碳」目標，中國不惜以犧牲經濟增長率為代價。二是中國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說，中國央行當前很難同時實現「保持經濟增長」與「維持低度通膨」的雙重目標。他是在暗示說，一旦通貨膨脹高到無法忍受，中國央行將被迫調高利率，到時經濟的高速增長即無法保證持續下去。這兩項談話，對當前大江南北到處在熱炒GDP增長率的情況，實是一大棒喝。

      每年夏天甚至秋初，台灣就彷彿進入了一場緊張刺激的氣候大賭局，在這個颱風季節，難以逆料的異常氣候會給什麼地方帶來什麼樣的巨大災難，已成為台灣的夏日難題。愈來愈頻繁且愈來愈難預測的豪雨，已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形成威脅，而那些本來就幾乎沒有太多行動能力的弱勢族群要如何在災變中安全撤退，不但考驗著救災人員的應變能力，也透露出台灣社會發展中值得關注的趨勢。
    　本來在大風大雨中要一般人緊急疏散已很不容易，要如何安全撤離行動不便的人，更是高難度的任務。而這次凡那比颱風中，卻出現了讓人心酸也心痛的畫面。高雄岡山的水淹到了三公尺之深，很多民眾跑到二樓和三樓求救，而在岡山的普德安養院裡，老人們坐在輪椅上，半個身體浸在水中，十幾個老人的頭和肩膀在水中載浮載沈，老人們驚嚇得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有一兩個人還記得要揮手求救；還有老人家在水中泡太久，身體凍僵了。

      近日媒體有關高雄水患的討論相當熱烈，目前有關高雄水患爭議，抱持批評高雄市政府施政建設的立場，我們可以稱之為「人禍說」，幾乎不見反駁的聲音，即使是執政的地方首長，也默默地以救災優先來回應相關批評，而批評聲音中，最有力者，其觀點著重批評高雄市過去十多年的城市建設主旨為「城市美學」，而非「實實在在」的基礎建設，是討喜的細部景觀改造，而非前瞻有魄力的都市治理。
    　然而，這些批評忽略了以高雄市為尺度的都市治理，在過去十多年間，面對後工業化、政府體制改造以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引發的產業出走，城市財政危機，都市基礎建設不足等效應，所付出的努力。透過城區景觀改造以及都市休閒空間、綠地拓展，高雄市的確提升了高雄市民的自我認同與高雄市的國際能見度，與此同時，這些景觀改造，並非僅止於表面功夫，位於高雄市中、南區的中正路、博愛路的人行道、腳踏車道，同時具備了共同管溝的功能，結合了雨水下水道、光纖電纜通道，以及其他管線的通道。而愛河周邊的腳踏車道建設則部分與汙水下水道工程結合，臨港區的重劃與美化則是高雄市發展觀光產業的賣點。高雄市相較於台北市，少見長期投入的大型建設，例如四通八達的捷運路網以及科學園區，從而一直以來缺少大規模重建與改造的動力，也因此這些中小規模的景觀建設對於高雄市的城區發展有不可抹煞的意義與貢獻。
    　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都市建設無法抵擋突如其來的大雨？「天災說」於是成為一種解釋。也的確，這次大雨是過去幾十年來降雨密度最高的一次，而高雄市三民區、鼓山區位於北高雄相對低窪地區，因此水災表面上似乎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天災說」的不足之處是，如果我們檢視高雄市海平面上升七公尺的預測圖，高雄市除了鼓山、三民等區沒入海中之外，位於高雄南部的新興、苓雅、旗津以及鹽埕等行政區也幾乎沒入海中，這些區域降雨並不比北高雄少，卻鮮少發生水患；與此同時，位於鼓山區的美術館路周邊大批新建廣廈也不見任何災情。
    　問題的癥結或許就在於高雄市的都市發展存在著區域發展不均，而且已經到了迫在眉梢，必須積極面對的地步。為什麼水患集中在北高雄？從歷史的角度，高雄市從日治時期就一直以南高雄的高雄港區（旗津、鹽埕區）以及部分與之相鄰的區域（新興、前金與苓雅區）為發展主軸，這些區域具備相對完整的基礎建設與規劃，包括道路、雨水下水道、鐵路系統的建設，在日治時期一概以五十年後的都市發展需要為規劃主軸，隨後這些區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成為都市發展的重心。

      米特福德家族（Mitford Family）是廿世紀最受爭議、最吸引英國媒體的話題之一。米特福德家的六姊妹在二戰前後，不僅引領倫敦上流社會時尚，風騷英倫社交圈，六姊妹人生旅程，在大時代滾滾紅塵下，令人唏噓不已。
    　英國《泰晤士報》曾如此速寫米特福德六姊妹，「南茜小說家、潘蜜拉陶藝鑑賞家、黛安娜法西斯主義、優妮蒂希特勒愛戴者、潔西卡共產黨、黛柏拉德文郡公爵夫人。」

胡適首次回台北居住時曾有一個宏願：想過兩三年安靜生活，將他 的《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寫完。但直至臨終，這一計畫並 未完成，成為胡適本人與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隨著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胡適深感抬不起頭， 精神苦悶至極。而此時的美國見風轉舵，欲有拋棄國民黨政府之意。 7月26日，滿含悲憤與羞愧的胡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美國所謂 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無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國民黨政府駐美國 大使館，取消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表示對美國拋棄中國國民 政府的抗議。
195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聘請胡適為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簽約為期兩年。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適打算把夫人接至美 國。6月9日，江冬秀抵達紐約。自此，夫婦二人開始了9年寂寞的寓 公生活。
國家倒楣 青山不在

 
 


發布時間：99年9月24日16時30分
有效時間：9月25日起至10月1日